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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才會有值得你冒險的報酬。”鄧詩陽立即打斷他，扭頭瞅了牆上的單面透光玻璃一眼。

　　  老闆狡譎地笑起來，問：“那你願意付出多少讓我冒這個險？”

　　  鄧詩陽把手伸進外套，摸出一捆對摺後用橡皮筋扎著的一百元美鈔，輕輕放在辦公桌上。

　　  “這裡有兩千美元。”

　　  看著桌面上的鈔票，老闆的眉毛動了動，但沒作聲。

　　  “老狐狸！”鄧詩陽腹誹道。他裝模作樣地思考了一會，才滿臉肉痛地再掏出一捆美鈔放在桌上，心不甘情不願地說：“這裡一共三千美元，是我的底價。不行的話，我只能去找別人了。”

　　  對方依然沒說話。

　　  “看來還是談不攏呢。”

　　  又過了幾分鐘，鄧詩陽一臉失望地站起來，嘟噥著伸手打算取回放在桌上的美元。

　　  “我接受你的條件。”就在這時，老闆出聲制止了他，同時迅速抓起兩捆美元塞進抽屜。  

　　  這天中午，鄧詩陽認識了許昭雄——“華利”中餐廳的老闆。

　　  許昭雄五十多歲，祖籍福建周寧，出生於台灣高雄，是個土生土長的台灣人。一九七七年，受到“中礪事件”影響，他加入了民主團體“夏潮”。三十年前，台灣爆發“美麗島事件”，由於曾帶領示威群眾衝擊防暴警察，他倉惶出逃，之後輾轉到了南非。在德班一家中餐廳，他花了六年時間，從洗碗的學徒做起，一步步升上大廚的位置。

　　  一九八七年，蔣經國總統宣布解除實施了三十八年的戒嚴令。他辭職返回台灣，但還不到一年，他發覺自己無法適應已經物是人非的故鄉，於是另覓去處。一九八八年底，他經南非到史瓦帝尼，用積蓄在墨巴本開了這家中餐廳。

　　  他花了十年時間在餐廳經營上，終於贏得良好的口碑和不菲的收入。去年年底前，他甚至計劃在曼齊尼開設第一家分店。

　　  但政變後一切都改變了。軍政府廢止了原來流通的史瓦帝尼里蘭吉尼，開始發行一種幾乎每天都在貶值的新貨幣。這令他的畢生積蓄全部變成廢紙，但他最後還是選擇留下來，守護著自己的餐廳，他世上唯一的財產。  

　　  兩人談了大約兩個小時，鄧詩陽慢慢摸清了情況。許昭雄證實了許多飛機上遇到那位維特妮醫生介紹過的簡況，並且增加了不少他自己了解到的奇聞軼事，當中有些令人聽後毛骨悚然。

　　  為了應付國內的物資短缺，軍政府對糧食等生活必需品實施配給制度，把國民按照忠誠度和為國奉獻能力劃分為不同等級，以獲取不定量的糧食。異見分子、政治犯及其家人、愛滋病帶菌者都被劃歸“無用人口”，他們得不到任何配給，全部被流放到隔離區任由自生自滅。

　　  由於政府官員腐敗，大量國外援助的糧食和物資被貪污，再運到黑市出售，招致參與援助的民間團體不滿。因為提供的幫助沒能送到援助對象手裡，“樂施會”和“維珍聯合”上個月已經宣布撤出史瓦帝尼。

　　  出於鞏固統治的需要，軍政府實行“連坐”，把犯罪者及其家人一起送進勞改營或流放到隔離區。除此以外還組建了穿便衣的秘密警察，並且鼓勵國民檢舉那些“對總統和國家不忠”的人。在史瓦帝尼，人民的一言一行都受到監視，每天生活在惶恐之中。

　　  儘管辦公室里只有他們兩人，但許昭雄還是壓低聲音，說話時身體不自覺地向前傾。這令鄧詩陽產生一種印象，除了那些軍政府統治下的既得利益者，這國家每個人心裡都存在著異乎尋常的恐懼感。  

　　  了解完民生和社會方面的情況後，鄧詩陽嘆了口氣，然後打聽起軍隊的消息。

　　  聽到“軍隊”二字，許昭雄馬上流露出一臉厭惡的表情。他咬了咬牙，回答道：“那幫穿制服的兵痞是群惡根！”

　　  史瓦帝尼的武裝力量統稱為“史瓦帝尼人民解放軍”，主要由三部分組成，分別是：國防軍、國家憲兵，以及總統衛隊。

　　  政變起家的總統對叛亂有恐懼症。他掌權後解散了警察，同時對“革命指揮委員會”進行清洗，把所有可以想像為威脅的人送進監獄或刑場。為了加強對軍隊的控制，他把高級軍官全部替換成親信。任人唯親導致軍隊內部腐敗嚴重，軍餉經過層層盤剝後，士兵只能領到微薄的薪水。

　　  於是，囊中羞澀但手握執法權的基層官兵們開始想辦法提高待遇，而增加額外收入的對象則瞄準平民的錢袋。漸漸地，向管區的商號收取“孝敬”已經成為慣例。但很快，他們發現更便捷的生財之道——放任胸前戴著總統像章的“人民黨”黨徒四處搶掠，然後再一起分贓。

　　  如果說國防軍招平民怨恨，頭戴紅色貝蕾帽的國家憲兵則令人感到恐懼。它是支直接聽命於“國家安全部”的部隊，專司鎮壓和肅清國內反政府勢力。他們可以隨意拘捕和拷問任何人，毋需通過法院，也不管嫌疑人的國籍。

　　  許昭雄言之確鑿地證實，曾經有一名在曼齊尼經營製衣廠的台灣商人，被憲兵抓進監獄拷打。他的妻子帶著丈夫的親筆信回台灣募集贖金，最後向“國安部”交納了一筆數目相當可觀的賄款，才將那個被打得不成人形的倒霉鬼贖回。他的罪名是，沒在工廠內張貼總統海報和標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