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頁

　　  天皇形象在毫無畏懼、敢於殘酷進行“戰鬥行動”的日本人的精神狀態中，對此，竹內實[9] 有另外一種理解，他主張：“在實際侵略中國的過程中，天皇的存在使平凡、膽怯的日本有了勇氣和信念，有可能說服自己去進行侵略和殺戮，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天皇本人是否喜歡這樣做，這個問題這裡避而不談。在日本人一般的精神狀態中，天皇的存在就是如此”（《觀察中國的出發點》（中央公論叢書，一九七五年），第一七七頁）。對此，五味川純平也是這樣解釋的：“要我去刺殺，我就懷著愉快的心情去刺殺，這種心理狀態似乎在日本兵中特別多。南京事件不能與索姆米事件[10]相比，但那種奉命行事、恬不知恥的思想意識，在確立天皇制的過程中深入到日本人的意識結構里。”（座談會筆記：《“五十年戰爭”的意義——小說、電影（戰爭與人）漫談》，載《歷史評論》，一九七二年一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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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竹內實（1923－），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家——譯者

　　  [10] 索姆米譯音；索姆米事件指1963年3月美軍在侵越戰爭中發生在索姆米村的屠殺事件——譯者  

　　  ※ ※ ※

　　  在後期的日本軍隊中，充滿了下克上的風氣，因此軍紀紊亂，這是不言而喻的。瀧川政次郎博士特別提到“南京事件”，認為發生這起事件的最大原因就在於“軍隊喪失統率力，軍紀紊亂”，並說：“在培植私人武裝力量的軍隊裡，必然會出現下克上的風氣。軍隊的實權很快轉到了佐官級、尉官級，到頭來轉到了下士官級手中。 在不聽從軍官命令的F主官的統率下，士兵們的暴行和掠奪是不可避免的。”（《新版：評東京審判》，下冊，第九十六至九十七頁）

　　  關於這種下克上的風氣與暴行事件之間的聯繫問題，早在西雅圖發行的日文報紙《稍息》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第四號上，以《在法西斯統治威脅下的日本》為題，作了這樣的論述：“關於如此大規模的慘絕人寰的暴行，其原因，得出的結論是：對橋本大佐以下的軍官們之下克上的擅自行動，未予懲處，這種情況對一般士兵帶來很壞影響，軍規完全混亂。也有一種說法，認為發動這次戰爭是不正義的，所以思想鬆懈。”（《出版警察報》，第一一一號）

　　  渡邊和瀧川博士也許認為，日本軍隊是在昭和時期以後開始變壞的。日本軍隊性格殘暴的嚴重發展，無疑是在這個時期。但應該看到的是，其根源卻在很久以前就早已存在了。  

　　  這是早就應該介紹的，一九七一年，新島淳良在日中友好協會（正統）

　　  永福支部編輯出版了《南京大屠殺》小冊子。他在小冊子裡提出父母子女

　　  一同自殺的看法，作為南京大屠殺事件的一個原因。對此，引起了人們的

　　  批判，同年六月二十四日，新島似乎為了對此批判作出回答，他在東京大

　　  學教養學部就“南京大屠殺”問題作了“自我批評”，這個“自我批評”

　　  全文刊於同年出版的八月號《情況》中，題目為《我所了解的南京大屠殺》，

　　  而且歸納了幾個要點，同樣刊於八月號的《新評》中，題目為《立體結構

　　  ——南京大屠殺》。新島還在以前訪問過南京，調查了事件的情況，並以

　　  調查報告的形式發表了兩篇文章：《所謂三十萬人生命被奪的“南京事件”》

　　  （載《東風新聞》，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號）和《在雨花台“聽取南京大

　　  屠殺情況”》（《文化大革命下的中國紀行》3，載《大安》，第十三卷，

　　  九號）。

　　  滿鐵南京事務所所長西義顯的慘痛感受

　　  最後，在結束本書第一編的敘述時，介紹一下已故南滿洲鐵道公司南京事務所所長西義顯所寫《悲劇的證人》中的一篇文章……（刪去三句未譯——譯者）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軍全部占領南京，十

　　  七日，以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為首舉行了入城式。在這五天內，穿上了

　　  軍服的日本民族成了一大群惡鬼羅剎和妖魔鬼怪，窮凶極惡，慘無人道，

　　  凶暴到了極點。其殘酷的發瘋程度，在歷史上是空前的。不要說是掠奪和

　　  強姦，就連收容在城外下關的數萬名俘虜也被機槍掃射，遭到了屠殺。下

　　  關的街道被澆上了汽油，燒得精光，呼救聲響徹大地，一片垂死掙扎的哭

　　  叫聲，火舌把天空染紅，汽油燃燒冒出陣陣黑煙，機槍在咆哮，死屍散發

　　  出惡臭，著名的南京古城牆到處血流成河，揚子江的混濁江水也染得血紅。

　　  這幅巨大的地獄畫卷在現實中出現，成為一種憤怒，籠罩著江南的曠

　　  野，中國四億民眾的精神的旋風震撼著大地……（刪去四句未譯——譯者）

　　  然而，在當時軍人中是否有人看了這些文章而無動於衷，毫無痛心之感？

　　  我提出這個問題。但對離不了軍國主義的“大和魂”和思想頑固的人來說，我的提問也許是毫無意義的。

　　  戰爭罪犯感覺遲鈍，不只是軍人。承認自己在“使國民走上錯誤道路”這個問題上應承擔政治責任的風見章[11]（第一次近衛內閣的內閣書記官長、第二次近衛內閣的司法大臣），他在中國歸來者聯絡會彙編的犯下暴行的日本戰犯的白白書——《三光》（昭和三十二年出版，後改名為《侵略》）一書中作序說：“我認為，過去那些強制這些人去施加暴行、使這些人如此喪失人性的政治，以及應對此負責的人才是罪有應得的。”然而，在當時日本的領導人中，有過這一點點自我反省的，除風見外，還有幾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