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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情的合作與友誼，我對此表示衷心感謝。同時，我還要向日本某軍官
表示敬意。去年九月上旬，在松江附近發生轟詐載有難民的列車事件，大
批中國市民無辜遭到屠殺。他對此以私人名義表示遺憾。這些人士——像
這樣的人士無疑還有許多——值得讚揚和尊敬，因為他們處於這樣一個時
代：萬一他們的真情實意向本國人泄露了，就會遭到生命危險，併名譽掃
地。”（洞富雄編前引資料集2，第二十頁）
日高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曾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同檢察官莫
羅（Colonel Morrow）上校會談過（或受過他的審問）。根據當時的記錄
——沒想到最近才看到—一說，在田伯烈編著的那本書的序言中出現的日
本人，最先提到的是日高，後兩人是松本重治和宇都宮少佐。松本當時是
同盟通訊社上海分社社長，著有回憶錄《上海時代》。第三位宇都宮少佐，
現查明，他是擔任華中方面軍參謀的宇都官都賢（戰敗時任少將）。據悉，
宇都宮都賢曾直接從田伯烈那裡得到他所編著的《戰爭是什麼——日軍在
華暴行》兩冊，但已在戰火中遺失。能夠查明外國人證實日本人的良心的
三位日本人姓名，可慶可賀。
松本重治本人在其《上海時代》 （中央公論社新書） 中這樣寫道；
“第二年四月，曾與我一起在某難民區工作過的田伯烈來到總社辦事處，
告知說他編著出版了《日軍在華暴行》 一書。 而且，他推心置腹地說：
‘誠然，這對善良的日本人來說有所不恭，但我想讓世界各國廣泛知道戰
爭改變了人這一可悲又可憎的事。然而，尤其是對日高先生和松本先生，
我在建立〔上海〕南市的難民區時取得了你們兩人的合作，但事實上我卻
編著了反日的書籍，這是一種恩將仇報，自己也惴惴不安。為此，出於時
局考慮，我不直接指名，但我在序言中對你們兩人衷心表示敬意。務必請
你們將此書始終作為反戰的書籍來接受。’”（《上海時代》，下冊，第
二四九至二五○頁）
隨軍記者、攝影師所談的“真相”
鈴木明就南京暴行事件採訪第十三師團、第十六師團有關人員，要他們提供證詞，另外還採訪了這樣一些人：在隨軍參加過南京攻陷戰的新聞記者和攝影師中，有《東京朝日新聞》的今井正剛、平松、近藤和角野等四人，《東京日日新聞》的佐藤振壽，《讀賣新聞》的真柄和波岡兩人，《報知新聞》的二村；在電影界裡有白井、藤井兩人；作家有中村正常等人。
他的採訪報導刊於《南京：昭和十二年十二月》的正編和續編。在正編中，僅介紹了《東京日日新聞》的攝影師佐藤振壽的談話（單行本《“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一四八至一五○頁）。據悉，佐藤說，他從南京陷落後的十二月十三日至二十四日這段時間逗留在那裡，其間，他實際看到集體屠殺的僅一次，即在中國軍隊第八十八師司令部營房內，約有一百名俘虜被槍殺。除佐藤振壽外，對其他人的談話，鈴木明則斷言：“問題的焦點是關於‘南京事件’，幾乎未能聽到比佐藤的親身經歷談話更多的東西。”
看了這段文字，我覺得，儘管鈴木明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但僅介紹佐藤振壽一個人的談話，則過於簡略，因而想請告知採訪這些人的所有內容。尤其是想知道寫有《南京城內的大屠殺》一文（載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出版的《文藝春秋特輯》）的《東京朝日新聞》隨軍記者今井正剛重又談了些什麼。另外，我還想聽一聽《東京日日新聞》隨軍記者鈴木二郎的意見，他曾發表過《我目擊了那次“南京的悲劇”》一文（載《潮》一九七一年十一月號：《日中戰爭的全貌》）。而且，鈴木明沒有對今井正剛和鈴木二郎兩個記者的手記提出批評，這樣，他的採訪報導使缺乏說服力，因而我也朝望鈴木明在這方面作出努力。
不過，看了續篇後，發現他在文中重又介紹了上述隨軍記者、攝影師的談話，並對今井正剛和鈴木二郎兩人的回憶錄進行了批評。
首先是對新聞界人士的採訪。誠如鈴木明所說，聽了這些新聞界人士的談話，除今井正剛談話外，都沒有“比佐藤的親身經歷談話有更多的了”。在他們中間，有的是漫不經心的攝影師，竟“全然沒有注意到難民營的存在”；有的是令人莫名其妙的作家，竟遇見了鹿地亘的幽靈，看見他在南京陷落後還在上海“大搖大擺地逛街”，而其實此人已於十一月間脫離險境逃往香港了（鹿地亘用雙氧水染紅了頭髮，裝扮成西洋人與中國人的混血兒，他的妻幸子則裝扮成南洋的華僑。見《在上海戰役中》）；有的則是缺乏毅力的紀錄電影的製片人，他們儘管是可以“自由出入於難民區”的新聞界人士，卻“因拍電影而想找一些姑娘”，最後“沒有找到姑娘”只好作罷——雖然在安全區內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裡也收容了四千多名女難民。僅從鈴木明的敘述中就可以知道，這些新聞界人士實在不可信，因而這次採訪看來也不太可靠。而且，最為重要的是，無論是哪一個記者、攝影師，當他們受到陌生人的突然來訪（鈴木明說，這是報告文學作家所進行的有效的方法），被問及重大問題時，果真會推心置腹地講出真實情況來嗎？關於這一點，鈴木二郎在上述手記中說：“現在，作為現場記者總算有勇氣寫出一些證詞來。”對此，希望鈴木明能很好地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