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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曾在第十軍某部隊入伍、參加過南京攻陷戰的佐藤信助（筆名）說：“戰爭改變了人，成了只考慮自己利害得失的人。在血腥的戰場上的日日夜夜中，所謂自製心或教養一下子全部喪失殆盡。誰都變得眼神可怕，開始出言粗暴，行動瘋狂。以若無其事的表情屠殺中國人民的一個中隊長說自己是神主之子。現在，他也許以崇敬的神情在神社的正殿供上了祝詞。在缺乏教養的一伙人們中間，怕在戰敗後追究他們為戰犯，多少也有人化名後逃了回來。”（《納粹黨恬不知恥的野蠻行為》，載《潮》，一九七一年七月號）

　　  我想再舉一個例子，雖然羅唆一些。山田支隊曾沿著楊子江南岸向南京進擊，該支隊的一個輜重兵看到了一個年輕軍醫也有野蠻行為。該士兵說，他在不斷進行手術過程中逐漸養成了殘忍性，竟然能泰然自若地進行人體實驗，最後色情狂地、若無其事地剖開中國婦女的腹部，割碎了她內部的生殖器組織。他說道；“五個月前，有個扮成男孩模樣的女孩，由於受到迫擊炮的襲擊，傷口痛得厲害，眼看她就要成為一個殘廢的女人，可是軍醫還半開玩笑地把她的身體剖了開來，而我也完全成了同犯。我雖然在中途離場，但那並不是因為我對軍醫們表示厭惡、痛恨和抗議，而只是由於看不慣，感到毛骨悚然。我拼命用泥土覆蓋女屍——她被扔在院子裡的一個洞內，習以為常的我也不知不覺地害怕起來，想起了做夢也沒有想到過的那時的情景。我再也不想回到老婆和孩子那裡去了。”（藤原審爾編：《眾所周知》，第二十二至二十三頁）  

　　  日本軍在馬尼拉犯下的暴行，是在山下奉文大將的司令部撤退後，為了破壞美軍登陸時的各種設施，留在那裡的海軍部隊主要在被美軍攻破的最後幾天內犯下的（前引《馬尼拉的悲劇》，第一九一至三一九頁）。南京事件與此相反，它發生在日本軍取得巨大戰果後不久。無論如何，那是官兵們在反常心理狀態下所幹的事件，使人深深感到戰爭的恐怖性。

　　  誠然，也許戰爭離不開殘酷行為。如果是第三者，也可以冷靜地持這種觀點。在當事人看來，如果是被侵略的一方，或可以這樣進行辯解。“然而，發動戰爭的人不能抵賴說：戰爭離不開殘酷行為”（森水哲郎：《日中問題的基點》，載《潮》，一九七一年七月號）。日本軍事上、政治上的大大小小的領導人應該對向中國發動侵略戰爭負責，他們決不能作這樣的辯解。

　　  關於日本軍隊道德敗壞的問題，還有必要把它與軍國主義教育、軍隊教育聯繫起來進行考慮。這裡，就這個問題進行敘述。

　　  郭沫若、林語堂、斯諾控告日本人

　　  在具有國家性質的行動中喪失了人性，這是違反道德的現象，其責任也許不僅在於一個軍部。與軍部相結合，僅在表面上建立近代國家的明治時期的政治家也必須承擔部分責任，毫無批判地予以配合的教育家和其他知識分子階層也應負一定的責任。  

　　  關於這一點，引人注目的是中國已故的郭沫若所表明的見解。那就是他關於在近代化日本成長的背後培植了日本國家、日本人的殘酷性這一引人注目的解釋。這就是他為田伯烈編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中譯本所寫的序。現將他於“民國二十七年六月二十日夜”所作的序，全文介紹如下：

　　  人類的正義在未能樹立其絕對的權威之前，民族與民族或國家與國家

　　  之間，為利害衝突而訴諸戰爭，原是難免的事。然而，這戰事，至少要求

　　  其為堂皇的決賽，要求其破壞的慘禍僅限於戰鬥的成員與戰鬥的設備，於

　　  此等人員與設備之外不能任意波及。這是文明民族間所有的義務。然而，

　　  把一切世界公約蹂躪盡了的日本軍部，根本上便說不到這一步。自從“九

　　  一八”以後，他們始終是以海盜的姿態出現，擅自造成酸禍的口實，因而

　　  繼之以不宣而戰的大規模的侵略。毒氣毒品，橫施濫用，對於不設防城市

　　  與無抵抗的老弱平民，任意施行轟炸，這已經是慘無人道，為世界各國所  

　　  一致譴責的行為，而殘酷的暴行還要繼續到每一次作戰過程告了一個段落

　　  之後。大規模的屠殺、姦淫、虜掠、破壞等等的慘劇，在每一個被占領了

　　  的城市中都要表演出來，而且要繼續到一月、二月、三月之久，不使成為

　　  滅絕人煙的廢墟不止。說到屠殺與姦淫的手段之酷烈，尤其有令人髮指者。

　　  已經解除了武裝的士兵，被誑騙了去集體地加以掃射或焚燒。十一、二歲

　　  的女孩，五、六十歲以上的老嫗，均難免於淫慾者的魔手。有的在姦淫之

　　  後還要繼之以殘殺，繼之以死後的不可名狀的侮辱。這罪孽，在人類史上，

　　  實在是留下了不能洗刷的污跡的。

　　  本來日本民族離開原始的區域並不甚遠。在我隋朝時代，日本的俗習

　　  還不冠不履，甚且是無盤無俎，以手進食的。隋朝以來輸入了我國的文明

　　  始逐漸開化，然而這德澤僅及於沐猴而冠者的上層，並未能浸潤於一般的

　　  民眾。直至明治初年，日本的一般平民才開始有了姓氏，這原始的程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