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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本的《我所認識的日本軍隊》一文至一九七四年四月才連載結束，是一篇多達二十一回的長篇大論。但是，最後兩回才從正面提到“南京大屠殺”事件本身，表現出一副比鈴木明更甚的、 咄咄逼人的武斷姿態。 他蠻橫無理地斷定：不是“‘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而是“‘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在稍後一些時間，即一九七五年十一、十二月，《我所認識的日本軍隊》改題為《我所認識的日本軍》，由文藝春秋出版社出版。

　　  評論家、作家對虛假論的評價

　　  如前所述，文藝春秋出版社出版的鈴木明著《“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一書， 收編了兩篇有關兩個少尉的“砍殺百人比賽” 的採訪報導，以及三篇幾乎說“南京大屠殺”本身就是“無稽之談”的採訪報導形式的考證文章（各篇在收入單行本時，都作了大量增補，如第三稿那樣，徹底作了改寫）。在上述五篇文章中，最初三篇（《“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和兩篇有關“砍殺百人比賽”的文章）在第三稿發表時，曾以《‘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為題，成為文藝春秋出版社大宅壯一報告文學獎的候選作品，評選員是扇谷正造先生等人。這三篇文章，加上兩篇有關南京大屠殺事件的採訪報導，後編成單行本，由文藝春秋出版社隆重出版，並同時獲大宅獎，而且還作了大肆宣傳，似乎單行本本身就是獲獎作品。  

　　  在評選員當中，或許也有人因這種精心策劃的陰謀而對出版社的安排感到難堪吧。

　　  儘管如此，評選員們選擇了以題為《“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的文章作為獲獎作品，卻是事實。那末，評選員們又是如何評價該作品的呢？

　　  田井吉見評論說：“該文講清楚了特訊就是娛樂，即企圖通過特派記者的署名文章使後方人民的話題活躍起來的無稽之談。”扇谷正造評論說：“所謂錯誤報導或‘虛假報導’，是怎樣敗壞當事人的名譽這一意義而言，或許會成為促使現代新聞界進行一次反省的基礎。”此外，草柳大藏評價說：“這是一部令人敬佩的作品。”開高健甚至發言說：“這部作品恰好道出了新聞界幼稚、不負責任和諂媚的情況，我最欣賞鈴木明的勇氣。就我自己而言，我認為如從正面加以揭露則更好”（以上均摘自《文藝春秋》，一九七三年五月號）。總之，評選員都沒有談及三篇文章中的第一篇，只是提到說“砍殺百人比賽”是虛假報導的兩篇文章。

　　  評選員們或許對鈴木明的追本溯源的能力和文筆功力感到佩服，從而相信“砍殺百人比賽”是虛構的。不過，我以為，他們尚不至於認為“‘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儘管如此，評選員們恐怕難免有輕率之嫌。  

　　  除評選員外，平野謙也談到：“我對鈴木明那種刻意求工的追本溯源的態度感嘆不已，如向井少尉，此人是作為對南京屠殺事件負有罪責的人而被處決的，作為一個讀者，我認為對他的處決是沒有事實根據的。”（《每日新聞》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晚刊所載《昭和文學論》）

　　  大宅壯一獎的評選員恐怕沒有讀過批判“砍殺百人比賽虛假報導論”的文章，但我讀了評選員的評語，對採訪報導的感人力量之大也感到無比驚愕。評選員們毫無批判地全盤接受了鈴木明的看法，即說“砍殺百人比賽”是臆造出來的。

　　  關於這次獲獎，我想再說一句。我認為，傳說在攻陷南京之前的進攻作戰中所發生的砍殺百人比賽，實際上確有其事。評選員們即使相信“砍殺百人比賽”如鈴木明等人所說是虛構的，卻為何在評語中只提虛假報導論，而選擇了題為《“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這篇文章作為獲獎作品，這又是出於何種考慮呢？雖然採用了《“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這一含糊不清的表現手法，實際上卻讓讀者認為“‘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或者是“無稽之談的‘南京大屠殺’”。在任何人眼裡，鈴木明及其幕後人的意圖豈不是昭然若揭了嗎？雖然鈴木明本人斷言，他從未說過“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但這是支吾其詞。當然，也有可能這一標題是編輯擅自加上去的，違背了筆者的意圖。

　　  《朝日新聞》一九七三年五月四日刊載《鉛字的周圍》一文，筆者“東洋佛”也在其《採訪報導的危險陷阱》一文中談到：“如果不存在‘砍殺百人’這起事件，讀者甚至會聯想到‘南京大屠殺’也是無稽之談。這裡存在著此類採訪報導所能發揮的危險的作用。”而且，這位筆者為《“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單行本寫了評語。他評論說：“當然，只要看不到歷史的主流，無論羅列多少事實，也發現不了真實。在這方面就存在著採訪報導的陷阱。不過，撿出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材料，而對肯定南京大屠殺的材料逐一表示懷疑，這種作法稍有不慎，便有可能成為歷史的失誤。”

　　  小田實也在與大宅壯一採訪報導獎評選員開高健的對談中批評了著者鈴木明以及文藝春秋出版社。 這次談話刊登在《群像》 一九七三年八月號上。小田實說：“有這麼一本書吧，是由鈴木明撰寫、你推薦並獲得大宅壯一獎的《‘南京大屠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