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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在二月份，福建的事才告個段落，蔣中才提出了一個“新生活運動”，說要以傳統的“禮、義、廉、恥”為主導思想，具體要“生活藝術化、生活生產化、生活軍事化”，還塞進了“在一個政府，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之下，絕對統一，絕對團結，絕對服從命令”的內容。這不會以對群眾進行教育為名，來推行他的“絕對領導”理論，並與共濟會的“四講三化”宣傳抗衡吧？
不過財迷根本沒把什麼“新生活運動”當一會事，他對共濟會中自己的什麼“四講三化”也並沒當什麼事。作為另一時空的年青人，財迷總是很小看這類群眾宣傳活動的作用。再說，二月份，經濟上有點事要他處理。
西方的經濟危機，對東南亞也有相當的影響，一些橡膠企業受影響比較大。二月份，新加坡的陳嘉庚之橡膠公司由於生橡膠積壓，資金短缺，要準備破產了。陳嘉庚先生對國內的抗戰作了不少捐助，也是科輝橡膠廠的供貨商。這事讓財迷知道了，他馬上匯款過去，多買了好多橡膠。這時，大華聯合銀行的危機已經過去，所以，財迷讓大華聯合銀行對東南亞的一些華人企業發放貨款。華僑們如此愛國，如此殷切希望祖國強大，現在他們有困難，共濟會怎麼能夠袖手旁觀呢？陳嘉庚先生等人，對此也非常感激（陳嘉庚的企業避免了另一時空破產的結果）。
而杜重遠對《生活》周刊被查封耿耿於懷，於二月份就又創建了一份《新生》周刊。本來想命名為《新生活》的，現在蔣中才搞什麼“新生活運動”，就改為《新生》了。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七十一章 春節應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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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春節可是財迷難得在家裡過的，過得很熱鬧。老的熟人、經濟界、文藝界、共濟會的人，都歡聚一堂，就不提了。老關係戶，西北軍、十九路軍、綏遠軍、東北軍的，禮尚往來，也不用說了。一些南洋的洪門兄弟、四川的袍哥之類的，也都來湊熱鬧，也是要應酬的。
今年又加了杜月笙、吳鐵城等人，他們以為才彌先生聽從了他們的勸說，沒有參加福建的事件，給了面子了；中央從共濟會的一些事情看，發現才彌先生是可以爭取的，這過年就人來禮往的，想進一步聯絡感情。而財迷對他們怎麼也要應付一下的，讓這些人更覺得為蔣中才爭取才彌先生的事，還是有希望的。
今年春節來的上海人中，還多了一些人，他們是前清官僚的後人、上海的沒落貴族這個圈子的，例如李鴻章的後人。
李鴻章的長孫李國傑聯繫王亞樵殺了趙鐵橋，蔣中才大怒，但沒有什麼證據，對王亞樵又沒有辦法。最後派宋子文對招商局查帳，發現一些問題，正式通過法院，以擅自出賣國家土地（李國傑以碼頭為抵押，向銀行借款）、虛報價款、欺矇政府（這兩條確有其事），判了李國傑八年徒刑。王亞樵還是念這個老鄉情，讓財迷有機會撈他一把。而李家的人通過王亞樵的關係，也來共濟會走動，也向財迷“捐抗日款給抗五軍”，數額也可以，要知道，這時李家只是個“瘦死的駱駝”了。於是，當年前宋子文來提福建事件的事時，才彌先生提了一句“聽說李國傑在獄中身體不太好”，第二天，李國傑就被通知“你被才彌先生保外就醫了”。
他這一放出來，也要到科輝醫院住兩天調理一下。他家裡人更加是要到才彌先生這兒來感謝一下。“物以類聚”，李家與在上海的類似家族，如盛宣懷的後人、上海道台聶緝規的後代，也是有聯繫的、有親戚關係的。他們的前輩是搞洋務的，當過官也有不少錢，在上海也有一些實業，如聶家的恆豐紗廠等。但他們與江浙一幫搞實業的生意人又不一樣，在他們眼裡，這幫實業家屬於“暴發戶”，沒什麼教養、沒什麼根底。
當年宋子文拼命追求盛家七小姐（宋當時被聘為盛四公子的英文秘書，見到七小姐後，主動要求當她的英文教師，隨後又拼命追她），盛家以宋家的門戶太低，一致反對！盛七小姐本人倒是對宋子文有意，但宋子文去廣東給孫大總統姐夫幫忙後，遇上他人娶了，負了他南下前對盛七小姐的山盟海誓。
相對而言，這一個圈子的人當然更加看不上一些靠流氓手段上來的黃金榮、杜月笙之流了，而洪門龍頭大哥才彌先生，最多比這些流氓排得高一點，算入江浙暴發戶一類吧。
不過，他們的企業要做生意，要貸款、要運輸，所以還是要與共濟會打交道的。現在例如李國傑之類的事，也是要與才彌先生打交道的，幾次接觸下來，發現才彌先生他們與杜月笙他們確實不一樣，特別是才彌先生本人，與他們想像中的幫會頭子不一樣。
才彌先生對各個民族企事業都蠻照顧，而不是像這個時候的有些風氣，只照顧自己的同鄉、關係戶，打擊不是自己圈子的人。只要華人已經有的企業，財迷就不再投資興建，避免自相殘殺（財迷對另一時空中，各地中國企業自己競爭壓價非常不以為然，什麼產品只要有幾家中國企業生產，那就一定要把這產品壓到沒有利潤為止！這本事可真是利害！）。共濟會的運輸、商業網點等，已經有壟斷企業的樣子，但從來不因此把利潤率搞得太高，也不壓制同類小企業。當然，在這些官僚後代看來，不特別照顧某一個地方的人，是因為共濟會已經發展到了全國多數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