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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共濟會在東北的游擊根據地，也有相當規模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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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輝產業這一年的收益比上一年又有新的提高，這不光是因為抗菌素應用更普及、銷售量增加，而且因為其他各種企業更多了、產能也都有擴大、利潤上升，農業、漁業也都不用補貼、略有盈利，特別是聯合銀行的利潤，相當的大。科輝總的利潤達到三千多萬元。
而用於抗日義勇軍的開支、軍火開支是一千餘萬；今年民眾對抗五軍的捐款比去年少，只有不到一百萬。這是因為民眾的經濟能力總是有限的，不可能持久地捐；另外是東南亞的經濟受歐美國家經濟蕭條的影響，現在形勢很不好。加上科輝學校的開支一百多萬，救濟災民、貧民一些，這方面支出共計不到二百萬。
倒是馬鞍山的投資最大，有四千多萬，把科輝企業的利潤放進去後，還欠聯合銀行貸款二千幾百萬。不過一年下來，馬鞍山已經有一些小型的油漆廠、選礦廠等開工了，可以產生效益了，投資已經有回報了。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六十七章 福建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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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前，一般財迷會忙於年終結帳和總結，不過今年年底前，財迷就不用管什麼結帳和總結的事了。大鳳的水平已經很高了，加上盧作孚、杜重遠等人，這些工業農業上的事，就不用財迷操心了。但年底前發生了“福建事件”，李濟琛、陳銘樞等人在福建又成立了一個政府。這事，也牽涉到財迷，還有黃琪翔和王亞樵。
十月份，十九路軍就派人來找財迷，帶來陳銘樞、陳友仁、蔣光鼐、蔡廷鍇等人的信，說是要成立一個反對蔣中才的“聯合政府”，讓共濟會會長才彌先生也參加、支持。
但才彌先生對他們的有些意見並不贊同。他們提出採用聯邦制度統一全國，也就是地方自治權很大。這對於吸引廣西、四川、貴州等地的實權人物（就說是地方軍閥不就得了？）參與、支持他們新的政府，是有好處的，所以是必須要這麼提的。但這樣容易分裂國家，特別是現在日軍正在找了些漢奸，製造“通州獨立”、“河北獨立”、“華北獨立”的，這樣搞，不是合了鬼子的意？如果日軍全面侵華，聯邦制的國家就更容易各個收買、擊破。而各個地方之間，也容易相互打仗。八、九月份時，四川的劉湘、劉文輝兩軍還又有激戰！
但這些，陳銘樞他們沒有考慮到，他們是先要把政府成立了，把蔣中才先搞下來再說。要搞倒蔣中才，這就又要有內戰了！儘管財迷對蔣中才沒什麼好感，但這個時候打內戰，合適嗎？
來上海的說客對才彌先生說，他們的新政府將是一個抗日的政府。但是，為了避免刺激到福州等地的日軍海軍陸戰隊，以及海峽對面的日軍，所以在政府剛成立、還比較弱小的時候，就先不提抗日這一點。具體以後怎麼抗日，等以後強大了再說。
盧作孚、杜重遠他們覺得現在最重要的事是，在東北應該拖住日軍南下的步伐，在關內應該抓好馬鞍山等經濟建設，所以，國內不能亂，不能再起內戰。於是，財迷沒有同意參加他們福建政府的事情，希望他們能夠等以後有合適的時機再搞反對蔣中才的事，現在還是先對付日軍，壯大自己的力量。
但陳銘樞他們成立反蔣政府這事，乾的動靜比較大，戴笠他們知道了。蔣中才立即派人去福建活動，讓他們不要搞這個事，並拉攏他們中的人。這下子，陳銘樞他們反而決定馬上成立這個政府。
黃琪翔和王亞樵與這個政府的要人都是好朋友，不過他們十一月二十日召開“全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成立“大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的時候，黃琪翔還在赤峰地區指揮抗五軍，只有王亞樵還是從北平去到了福州。
結果，黃琪翔被任命為這個政府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還兼了個經濟委員會委員。（這個經濟委員會委員，是不是原來給才彌先生準備的位置？）黃琪翔確實表示以個人名義支持他們的行動，但人還在熱河抗日，任命了什麼職務都由他們了。黃琪翔作為抗日義勇軍的總參謀長和抗五軍的總參謀長，聲望雖然比才彌先生低一點，但也是灸手可熱。
而王亞樵，抗五軍敢死大隊的大隊長，也是赫赫有名；被新政府任命為中將，不過手下沒什麼兵，主要讓管情報、安全工作。算是“師長級待遇”的連長吧，除了他自己帶去的十多個徒弟，派去當他手下的人，不夠一個排的數量。而王亞樵對福建政府這麼怕日軍不滿意；光之老弟說的，搞這個聯邦制不利於抗日，對九哥也是有影響的。
王亞樵的好朋友，抗四軍的軍長方振武，也去到了福州，不過沒帶什麼兵去。一南一北的，時間又這麼急，自己帶了幾個人能趕到就相當不錯了。他在新政府任了軍事委員會委員、上將軍長。只是他的軍還在北方，他在福州也就是“軍長級”的排長而已。
這時，福州等地是允許日軍駐一些海軍陸戰隊的。為了向福建政府施壓，日軍藉口要加強對福建日僑的，從台灣增派部隊到福州，同時也加強了在福州的間諜活動。
由於離台灣近，在福建的東洋人是比較多，福州也有黑龍會這樣的組織。他們可沒有像上海的這種組織，受到共濟會的教訓，還是一付高人一等的樣子（就是上海的東洋浪人，也還是一付鼻孔朝天的樣子）。他們這些台灣過來的日軍海軍陸戰隊，也沒被我抗日武裝打痛過，又聽了關東軍的一些宣傳，所以氣焰囂張得很。日軍的間諜活動，也是很活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