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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潁川郡在後漢以來崛起，可謂是備產精英人才，許多名士、或書法、或謀略、或律法等等方面的精英都是潁川人，伏泉就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想要去拜訪這些精英。

　　  至於潁川郡能突然如此厲害的原因，在伏泉看來，則是有多種原因交替，而且除此一地，天下其他州郡都不可能出現這樣的人才盛景，即使是徐州、益州這樣的漢末人才庫，在某些政治方面，也比不過潁川的政治人才。

　　  原因其一，漢承秦制，有漢以來，對律法非常重視。前漢武帝“外儒而內法”，宣帝認為“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不可“純任德教，用周政”，入本朝以來，雖儒家的學說傳播越來越廣泛，但律法的地位仍十分重要，有許多的世代衣冠，以明律法而出仕高官的律法名家。

　　  特別潁川這個地方，春秋時屬鄭，後鄭國被韓國所滅，又成為韓國的都城和主要勢力範圍，從鄭國時的子產鑄刑書、立法制，到申不害在韓國的變法，再到韓非在戰國末期集發家思想之大成，以及漢初的郡人賈山、晁錯、韓安國等極力推崇刑名法術，從而逐漸地在潁川形成了“高仕宦，好文法”的社會風氣，其中陽翟郭氏、長社鍾氏便是此中的翹楚。  

　　  其二，自後漢伊始，潁川郡旁的汝南郡內，原有的西楚士風開始漸漸轉變，演變成為放蕩不羈、敢於犯上的士人風氣，之後，這種風氣向著緊鄰的潁川郡靠攏，導致潁川郡其地的政治風氣，再原有法家學術的激進勇敢風氣上變得更加激進犯上，以至於潁川本土的士人更加崇尚政治，其本身的政治色彩越來越濃厚。

　　  其三，便是後漢一直繞不開的黨人勢力了，可以說，如今漢朝的黨人勢力，最初的發起點便是潁川郡。而潁川郡也正是因為黨人勢力的存在，在整個後漢，甚至於漢末三國，都確定了自己獨樹一幟的一面，以至於魏晉時期，潁川郡甚至豫州士人，在整個天下都有不可比擬的名望和勢力。

　　  之所以如此，那便是潁川名士互為交結，相與婚姻，吏俗朋黨的情況，特為緊密，為其他郡縣所不能比。可以說凡郡內望族，互相之間皆有姻親，當年黨人堆積朝堂時，潁川士人的官吏甚多，這也是黨錮開啟，潁川士族損害最多，最為痛恨漢室的原因，根本原因便是其家族子弟多有被禁者，此生不能為官，可以相見，此番黃巾大亂，黨錮解除，對於潁川士族而言，是多麼好的一件事情。

　　  其四，後漢自順帝開始，宦官獲權，皇權政治無法正常運轉，且少數民族與內部起義不斷，險惡的政治形勢讓士人不再專心學術，轉而投身政治事業。  

　　  用後世的一句話來講，任何東西一旦扯到了政治，那就會變了味，後漢的潁川郡便是如此，他們真正掌握朝堂權利，特別是黨人領袖便為李膺後，結黨營私的行為便普遍發生。當然，對於這些世族而言，普通的貪污受賄明顯不是他們的目標，他們那一家不都是大族富戶，他們真正的索求的，卻是皇權一直在保護的政治權利，所以才會有內朝和外朝之爭。

　　  其五，自順帝以後，士人群體奔走呼號，“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簸公卿，裁量執政”，力圖挽狂瀾於既倒，鏟閹宦，清君側。

　　  不過，一次又一次，僅僅只掌握朝堂話語的他們，被皇權之下的軍隊所打壓，歷經無數次的打壓，所以嚴格的政治形勢，才會讓他們更加急迫聯姻，來保證自己的朝堂勢力的壯大，從而更加加劇了潁川士人之間的結黨和某種程度的超然和排外。

　　  其六，便是自後漢以來，地方權力在世族豪強的影響下，不斷失衡的緣故。而中央士人結為黨人，通過自己的政治權利，不斷影響地方官吏的任免，導致地方名士大族因為自己家族的特殊背景，可以通過壟斷州牧郡守僚佐之職，操控地方政治。

　　  這一方面更加促進潁川本地大小世族的結黨，也讓漢朝中央對潁川的控制能力大大削弱。當然，這一點，不僅僅是潁川獨有，此刻整個大漢，也全部都是這一套路。  

　　  其七，在宦官專權後的嚴峻的政治形勢下，對於缺乏儒雅之風、熱衷於政治的汝穎名士們簡直是天賜良機，在這種條件下，汝穎地區的特殊優勢由隱而顯，汝穎名士遂乘時而起，雄居士林之首。

　　  而相對於汝南郡，潁川郡在黨人之中，有名望者甚多，最終更是拿下了黨人領袖的稱呼，這更加加劇了潁川郡的士族豪強之間的姻親結黨，或許在他們的骨子裡，已經慢慢養成了這種唯有靠著親親相護，才能獨霸朝堂，保證自己政治權利不失去的意識吧!

　　  此番，伏泉要拜訪的便是潁川郡的大士族，長社鍾氏，其家世衣冠，乃潁川郡望族。是和陽翟郭氏並稱的一個法律世家，其出名者如鍾皓，曾任潁川郡功曹，教授過門生弟子千餘人，而另一人，便是一個叫鍾繇的人。

　　  敲開了鍾氏在長社城內的豪宅，向鍾家僕人報了身份，

　　  因為前番入城之時，長社城內的士族都隨朱儁前來迎接過伏泉和皇甫嵩，所以

　　  夜色深深，長社以西，皎潔的月光之下，無數頭戴黃巾的人匆匆逃遁，越往西行，隊伍人數就越多，所到之處，靜謐的夜空都被黃巾蛾賊的行軍聲，打破原有的安詳。

　　  這支黃巾蛾賊的隊伍前方，幾百匹騎馬的蛾賊里，波才望著後方拖沓步行的隊伍，喜憂參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