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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生的光陰又一次如同電影一般在眼前緩緩流過，黑白片，沒有聲音的。

　　  看著身邊一個箱子、一個背包、一個手提袋就什麼也不再有了的行李，這才覺得；空空的來，空空的去。帶來了許多的愛，留下了許多的愛。人生，還是公平的。看看手錶，是時候了，我將所有的窗簾在夜色中拉上，除了向海的那面大窗。

　　  我將所有的燈熄滅，除了客廳的一盞，那盞發著溫暖黃光的立燈——迎接米可和璜的歸來。

　　  走吧！鎖上了房子的門，提著箱子，背著背包，往車房走去。

　　  出門的最後一霎間，撿起了一片相思樹的落葉，順手往口袋裡一塞。

　　  向街的門燈，也給開了。

　　  我上車，慢慢把車開到海邊，坐在車裡，看著岸上家家戶戶的燈光和那永不止歇的海浪，咬一咬牙，倒車掉頭，高速往大路開去。

　　  家、人、寶貝、車、錢，還有今生對這片大海的狂愛，全都留下了。我，算做死了一場，這場死，安靜得那麼美好，算是個好收場了。

　　  在機場，把車鑰匙交給班琪和她的丈夫，她收好，又要講那種什麼我老了要養我的話，我喊了她一聲，微微笑著。  

　　  璜和米可，收去了那一大串房子鑰匙。在鑰匙上面，我貼好了號碼，一二三四……順著一道一道門，排著一個一個號碼。

　　  “米可，我想你送走了我，一定迫不及待的要進房子裡看看。替你留了一盞燈，吊著一樣你會喜歡的東西在客廳。”我說。

　　  米可說：“我想去打掃，急著想去打掃。”

　　  “打掃什麼？”我不講穿，笑得很耐人尋味，一時里，米可會不過意來。

　　  那時，擴音機里開始播叫；伊伯利亞航空公司零七三飛馬德里班機的乘客，請開始登機——伊伯利亞航空公司零七三飛馬德里——。

　　  “好。”我吸了一口氣，向這四個人靠近。

　　  緊緊的把他們抱在懷裡，緊緊的弄痛人的那種擁抱，抱盡了這半生對於西班牙狂熱的愛。

　　  “走了！”我說。

　　  提起背包，跨進了檢查室，玻璃外面的人群，撲在窗上向我揮手。  

　　  檢查的人說：“旅行去嗎？”

　　  我說：“不，我回家去。”

　　  重建家園

　　  那天，其實我們已經走過了那座被棄的紅磚屋。走了幾步，一轉念頭，就往右邊的糙叢里踩進去。

　　  達尼埃和歌妮停下了步子，歌妮喊了一聲：“有蛇！”我也不理她，向著破屋的地方大步走，一面用手撥開茅糙，一面吹口哨。

　　  當我站在破磚破瓦的廢屋裡時，達尼埃也跟了上來。“做什麼？”他說“找找看有沒有東西好撿。”我張望著四周，就知道達尼埃立即要發脾氣了。

　　  這一路下來，由台北到墾丁，開車走的都不是高速公路，而是極有情調的省道，或者根本是些小路。達尼埃和歌妮是我瑞士來的朋友，他們辛苦工作了兩三年，存了錢，專程飛到台灣來看我。而我呢，放下了一切手邊的工作，在春節寒假的時候，陪著他們，開了一輛半舊的喜美車，就出發環島來了。

　　  就因為三個人感情太好，一路住旅館都不肯分開，總是擠在一間。也不睡覺，不然是拚命講話，不然就是在吵架。達尼埃什麼時候會生氣我完全了解。  

　　  只要我撿破爛，他就氣。再說，一路下來，車子早已塞滿了我的所謂“寶貝”，很髒的東西。那叫做民俗藝品，我說的。歌妮同意，達尼埃不能妥協。

　　  “快走，糙里都是蚊子。”達尼埃說。

　　  “你看——”我用手往空了的屋頂一指，就在那沒有斷裂的梁下，兩盞細布中國紗燈就吊在那兒。

　　  “太髒了！你還要？”

　　  “是很髒，但是可以用水洗乾淨。”

　　  “不許拿。”達尼埃說。

　　  我跳了幾次，都夠不上它們。達尼埃不幫忙，冷眼看著，開始生氣。

　　  “你高，你跳呀——”我向他喊。他不跳。

　　  四周再張望了一下，屋角有根破竹竿，我拿過來，輕輕往吊著紗燈的細繩打了一下，那一對老燈，就落在我手裡了。樑上嘩嘩的撒下一陣灰塵弄得人滿身都是，達尼埃趕快跳開。

　　  歡喜的觀察了一下那一對燈，除了中國配色的大紅大綠之外，一盞燈寫著個“柯”姓，另一盞寫著“李”姓。  

　　  我提著它們向歌妮跑去，她看見我手裡的東西正想快樂的叫出來，一看身後達尼埃不太好看的臉色，很猶豫的只好“呀！”了一聲。

　　  “走，前面有人家，我們討水去沖一衝。”

　　  “算不算偷的？ECHO，是不是偷的？”歌妮悄悄的追著問。我笑著也不答。屋頂都爛了的空房子，大門也沒有，就算偷，也是主人請來的呀！

　　  向人借水洗紗燈，那家人好殷勤的還拿出刷子和肥皂來。沒敢刷，怕那層紗布要破，只有細心的沖沖它們。乾淨些，是我的了。

　　  “待會兒騎協力車回去，別想叫我拿，你自己想辦法！”達尼埃無可奈何的樣子叫著。他一向稱我小姐姐的，哪裡會怕他呢。

　　  那輛協力車是三個人並騎的，在墾丁，雙人騎的那種比較容易租到，我們一定要找一輛三個人的。騎來的時候，達尼埃最先，歌妮坐中間，我最後。這麼一來，在最後面的人偷懶不踩，他們都不知道。

　　  向土產店要了一根繩子，把紗燈掛在我的背後，上車騎去，下坡時，風來了，燈籠就飛起來，好似長了翅膀一樣。土產店的人好笑好笑的對我用台語說：“這是古早新嫁娘結婚時帶去男家的燈，小姐你撿了去，也是馬上會結婚的哦！”歌妮問：“說什麼？”我說：“拿了這種燈說會結婚的。”“那好呀！”她叫起來。達尼埃用德文講了一句：“神經病！”就拚命踩起車子來了。  

　　  我們是清早就出發的，由墾丁的“青年活動中心”那邊向燈塔的方向騎，等到餓了，再騎回去的時候，已經是中午了。

　　  在一間清潔的小食店裡，我們三個人占了三張椅子，那第四張，當心的放著兩盞看上去還是髒兮兮的燈籠。達尼埃一看見它們就咬牙切齒。

　　  點了蛋炒飯和冷飲。冷飲先來了，我們渴不住，捧著瓶子就喝。

　　  也就在那個時候，進來了另外四個客人，在我們的鄰桌坐下來。應該是一家人，爸爸、媽媽，帶著十五、六歲的一對女兒。

　　  當時我們正為著燈在吵架，我堅持那輛小喜美還裝得下東西，達尼埃說晚上等我和歌妮睡了，他要把燈丟到海里去。進來了別的客人，我們聲音就小了，可是彼此敵視著。恨恨的。

　　  就因為突然安靜下來了，我聽見鄰桌的那個爸爸，用著好和藹好尊重的語調，在問女兒們想吃什麼，想喝什麼。那種說話的口吻。透露著一種說不出的教養、關懷、愛和包涵。

　　  很少在中國聽見如此可敬可親的語氣，我愣了一下。“別吵了，如果你們聽得懂中文，隔壁那桌講話的態度，聽了都是享受，哪裡像我們。不信你聽聽，達尼埃。”我拍打了達尼埃一下。  

　　  “又聽不懂。”歌妮聽不懂，就去偷偷看人家，看一眼，又去看一眼。結論是，那個媽媽長得很好看，雖然衣著樸素極了，可是好看。

　　  於是我們三個人一起去偷看鄰桌的四個人。

　　  歌妮會講不太好的英文，達尼埃一句也不會。歌妮又愛跟人去講話，她把身子湊到那一桌去，搭訕起來啦！

　　  那桌的爸爸也聽見了我們起初在講德文，他見歌妮改口講英文，就跟她講起某一年去德國旅行的事情來。說著說著，那桌年輕極了的媽媽，笑著問我：“是三毛嗎？”我欣喜的趕快點頭。

　　  不知道為什麼非常喜歡結交這一家人。他們的衣著、談吐、女兒、氣質，都是我在台灣少見的一種投緣，很神秘的一種親切，甚而有些想明白的跟他們講，想做一個朋友，可不可以呢？

　　  後來，我們開始吃飯，我一直愣愣的看著那兩盞死命要帶回台北的燈籠。我把筷子一放，用德文讀：“我要把這兩盞燈，送給隔壁那桌的一家人。”

　　  “你瘋了！瘋啦！”達尼埃這才開始護起燈來。“沒商量，一定要送，太喜歡他們了。”  

　　  “那你一路跟我吵什麼鬼？”達尼埃說。

　　  “要送。他們是同類的那種人，會喜歡的，我在旅行，只有這個心愛的，送給他們。”

　　  當我表示要把燈送給那一家人的時候，他們很客氣的推辭了一下，我立即不好意思起來。覺得自己太唐突了。可是當他們答應收下的時候，我又大大的歡喜了一場。忘了，這只是兩盞髒得要命的老燈籠，還當寶貝去送人呢。

　　  分別的時候，交換了地址，一下發現都住在台北市的南京東路四段，只差幾條巷子就是彼此的家，我又意外的驚喜了一次。

　　  那是我不會忘記的一天——認識了在台北工專教授“工業設計”的賴一輝教授，認識了在實踐家專教授“色彩學”的陳壽美老師，又認識了他們的一對女兒；依縵、依伶。

　　  再驚喜的發現，那些侄女們的兒童書籍——《雅美族的船》、《老公公的花園》、《小琪的房間》，這些書籍里的圖畫，都是陳壽美老師的作品。

　　  為什麼直覺的喜歡了這家人，總算有了一部份的答案——我愛教書的人，我仰慕會畫畫的人。雖然他們是留學美國的，我也很接受。因為在那次旅行之後，我自己也立即要去美國了。那是一九八四年的春節。  

　　  在機場揮淚告別了達尼埃和歌妮的第二天，我將衣服丟進箱子，暫別了父母，飛向美國加州去。那時，還在教書的，搶著寒假的時間，再請老同學代課到春假，使我在美國得到了整整六個星期的休息。那一年，因為燃燒性的狂熱投入，使得教書的短短兩個學期中，失去了十四公斤的體重。我猜，大概要停了，不然死路一條。

　　  美國的時候，媽媽打電話來，說，“那個好可愛的妹妹賴依伶，送來了一大棵包心菜，說是去橫貫公路上旅行時買下來的，從來沒有吃過那麼清脆的包心菜。”

　　  丁神父來信，告訴我：“你的朋友賴老師一家帶了朋友來清泉，還給我買了核桃糖。”

　　  我正去信給依伶，她的來信已經埋伏在我的信箱裡了。厚厚的一封，細細小小的字，寫了好多張，又畫了地圖，將她和全家人去橫貫公路旅行的每一個地方都畫了出來。最後，把那些沿途亂丟垃圾的遊客大罵了一頓，又叫我以後寫文章也應該一起來罵。我深以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