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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家裡，三毛的作品很沒有地位，我們也不做假。三毛把別人的書看得很重，每讀好書一冊，那第二天她的話題就是某人如何好，如何精采，逼著家人去同看。這對於我們全家人來說真是苦事一樁，她對家人的親愛熱情，我們消受不了。她一天到晚講書，自以為舉足輕重，其實——。我的外孫女很節儉，可是只要是張曉風、席慕蓉的書籍，她一定把它們買回來。有一回三毛出了新書，拿去請外甥女兒批評指教，那個女孩子盯住她的阿姨說了一聲：“你？”三毛在這件事上稍受挫折。另外一個孫女更有趣，直到前天晚上，才知道三毛小姑嫁的居然不是中國人，當下大吃一驚。這一回三毛也大吃一驚，久久不說話。三毛在家人中受不受到看重，已經十分清楚。
目前我的女兒回國定居已經十六個月了，她不但國語進步，閩南語也流暢起來，有時候還去客家朋友處拜訪住上兩天才回台北。她的日子越來越通俗，認識的三教九流呀，全島都有。跑的路比一生住在島上的人還多——她開始導遊全家玩台灣。什麼產業道路彎來彎去深山裡面她也找得出地方住，後來再去的時候，山胞就要收她做乾女兒了。在我們這條街上她可以有辦法口袋空空的去實踐一切柴米油鹽，過了一陣去付錢，商人還笑說：“不急，不急。”女兒跟同胞打成一片，和睦相處。我們這幢大廈的管理員一看她進門，就塞東西給她吃。她呢，半夜裡做好消夜一步一步托著盤子坐電梯下樓，找到管理員，就說：“快吃，是熱的，把窗關起來。”她忙得很起勁，大家樂的會頭是誰呀什麼的，只要問她。女兒雖然生活在台北市，可是活得十分鄉土，她說逛百貨公司這種事太空虛，她是夜市里站著喝愛玉冰的人。前兩天她把手指伸出來給我和她母親看，戴的居然是枚金光閃閃的老方戒指，上面寫個大字“福”。她的母親問她：“你不覺得這很土嗎？”她說：“噯，這你們就不懂了。”
我想，三毛是一個終其一生堅持心神活潑的人，她的葉落歸根絕對沒有狹窄的民族意識，她說過：“中國太神秘太豐沃，就算不是身為中國人，也會很喜歡住在裡面。”她根本就是天生喜愛這個民族，跟她的出生無關。眼看我們的三小姐——她最喜歡人家這麼喊她，把自己一點一滴融進中國的生活藝術里去，我的心裡充滿了複雜的喜悅。女兒正在品嘗這個社會裡一切光怪陸離的現象，不但不生氣，好似還相當享受雞兔同籠的滋味。她在台北市開車，每次回家都會喊：“好玩，好玩，整個大台北就像一架龐大的電動玩具，躲來躲去，訓練反應，增加韌性。”她最喜歡羅大佑的那首歌——《超級市民》，她唱的時候使任何人都會感到，台北真是一個可敬可愛的大都市。有人一旦說起台北市的人冷淡無情，三毛就會來一句：“哪裡？你自己不會先笑呀？還怪人家。”我的女兒目前一點也不憤世，她對一切現象，都說：“很好，很合自然。”
三毛是有信仰的人，她非常贊同天主教的中國風俗化，看到聖母馬利亞面前放著香爐，她不但歡喜一大場，還說：“最好再燒些紙錢給她表示親愛。”
對於年輕的一代，她完全認同，她自己拒吃漢堡，她吃小籠包子。可是對於吃漢堡的那些孩子，她說：“當年什麼胡瓜、胡蘿蔔、狐仙還不都是外來貨？”我說狐仙是道地中國產，她說：“它們變成人的時候都自稱是姓胡吔！”
只有年輕的一代不看中國古典文學這一點，她有著一份憂傷，對於宣揚中國文學，她面露堅毅之色，說：“要有台北教會那種傳福音的精神。”
只述到這裡，我的女兒在稿紙旁邊放了一盤寧波土菜“搶蟹”——就是以青蟹加酒和鹽浸泡成的，生吃。她吃一塊那種我這道地寧波人都不取入口的東西，寫幾句我的話。
我看著這個越來越中國化的女兒，很難想像她曾經在這片土地上消失過那麼久。現在的她相當自在，好似一輩子都生存在我們家這狹小的公寓裡一樣。我對她說：“你的適應力很強，令人欽佩。”她笑著睇了我一眼，慢慢的說：“我還可以更強，明年改行去做會計給你看，必然又是一番新天新地。”
序二：我有話要說
繆進蘭
看見不久以前《中時晚報》作家司馬中原先生的夫人吳唯靜女士《口中的丈夫》那篇文章，我的心裡充滿了對於吳唯靜女士的了解和同情。這篇文章，真是說盡了做為一個家有寫書人這種親屬關係的感受。
我的丈夫一向沉默寡言，他的職業雖然不是寫作，可是有關法律事務的訟訴，仍然離不開那支筆。他寫了一輩子。
我的二女兒在公共場所看起來很會說話，可是她在家中跟她父親一色一樣，除了寫字還是寫字，她不跟我講話。他們都不跟我講話。
我的日子很寂寞，每天煮一頓晚飯、擦擦地、洗洗衣服，生活在一般人眼中看來十分幸福。我也不是想抱怨，而是，好不容易盼到丈夫回家來了，吃完晚飯，這個做父親的就把自己關到書房裡面去寫公事。那個女兒也回到她房間裡去寫字、寫字。
他們父女兩人很投緣——現在。得意的說，他們做的都是無本生意，不必金錢投資就可以賺錢謀生。他們忘了，如果不是我照顧他們的生活起居，他們連柴也沒得燒。其實我就是三毛的本錢。當然她爸爸也是我。
以前她寫作，躲回自己的公寓裡去寫。我這媽媽每天就得去送“牢飯”。她那鐵門關得緊緊的，不肯開，我就只好把飯盒放在門口，悽然而去。有時第二天、第三天去，那以前的飯還放在外面，我急得用力拍門，只差沒哭出來。她寫作起來等於生死不明。這種情形，在國外也罷了，眼不見為淨。在台灣，她這麼折磨我，真是不應該。
說她不孝順嘛，也不是的，都是寫作害的。
人家司馬中原畢竟寫了那麼多書。我的女兒沒有寫什麼書，怎麼也是陷得跟司馬先生一樣深，這我就不懂了。有很多時候她不寫書，可是她在“想怎麼寫書”：她每天都在想。問她什麼話，她就是用那種茫茫然的眼光來對付我。叫她回電話給人家，她口裡答得很清楚：“知道了。好。”可是她一會兒之後就忘掉了。夜間總是坐在房裡發呆，燈也不開。
最近她去旅行回來之後，生了一場病，肝功能很不好，反而突然又發痴了。我哀求她休息，她卻在一個半月里寫了十七篇文章。現在報紙張數那麼多，也沒看見刊出來，可是她變成了完全不講一句話的人。以前也不大跟朋友交往，現在除了稿紙之外，她連報紙也不看了。一天到晚寫了又寫。以前晚上熬夜寫，現在下午也寫。電話都不肯聽。她不講話叫人焦急，可是她文章里都是對話。
她不像她爸爸口中說的對於金錢那麼沒有觀念，她問人家稿費多少毫不含糊。可是她又心軟，人家給她一千字兩百台幣她先是生氣拒絕的，過一下想到那家雜誌社是理想青年開的，沒有資金，她又出爾反爾去給人支持。可是有些地方對她很客氣，稿費來得就多，她收到之後，亂塞。找不到時一口咬定親手交給我的，一定向我追討。她的確有時把錢交給我保管，但她不記帳，等錢沒有了，她就說：“我不過是買買書，怎麼就光了，奇怪！”
對於讀者來信，我的女兒百分之九十都回信。她一回，人家又回，她再回，人家再來，雪球越滾越大，她又多了工作，每天大概要回十七封信以上。這都是寫字的事情，沉默的，她沒有時間跟我講話。可是碰到街坊鄰居，她偏偏講個不停。對外人，她是很親愛很有耐性的。
等到她終於開金口了，那也不是關心我，她在我身上找資料。什麼上海的街呀弄呀、舞廳呀、跑馬場呀、法租界英租界隔多遠呀、梅蘭芳在哪裡唱戲呀……都要不厭其詳的問個不休。我隨便回答，她馬上抓住我的錯誤。對於杜月笙那些人，她比我清楚。她這麼懷念那種老時光，看的書就極多，也不知拿我來考什麼？她甚至要問我洞房花燭夜是什麼心情，我哪裡記得。這種寫書的人，不一定寫那問的題材，可是又什麼都想知道。我真受不了。
我真的不知道，好好一個人，為什麼放棄人生樂趣就鑽到寫字這種事情里去。她不能忍受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可是她那顛顛倒倒的二十四小時不是比上班的人更苦？我叫她不要寫了、不要寫了，她反問我：“那我用什麼療飢？”天曉得，她吃的飯都是我給她弄的，她從來沒有付過錢。她根本胡亂找個理由來搪塞我。有時候她也叫呀——“不寫了、不寫了。”這種話就如“狼來了！狼來了”，她不寫，很不快樂，叫了個一星期，把門砰一關，又去埋頭髮燒。很複雜的人，我不懂。
對於外界的應酬，她不得已只好去。難得她過生日，全家人為了她訂了一桌菜，都快出門去餐館了，她突然說，她絕對不去，怕吵。這種不講理的事，她居然做得出來。我們只有去吃生日酒席——主角不出場。
這一陣她肌腱發炎，背痛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還哭了一次。醫生說：“從此不可伏案。”她說：“這種病，只有寫字可以使我忘掉令人發狂的痛。”她一字一痛的寫，一放筆就躺下沉默不語，說：“痛得不能專心看書了，只有寫，可以分散我的苦。”那一個半月十七篇，就是痛出來的成績。我的朋友們對我說：“你的女兒搬回來跟你們同住，好福氣呀。”我現在恨不得講出來，她根本是個“紙人”。紙人不講話，紙人不睡覺，紙人食不知味，紙人文章里什麼都看到，就是看不見她的媽媽。
我曉得，除非我飛到她的文章里也去變成紙，她看見的還只是我的“背影”。
現在她有計劃的引誘她看中的一個小侄女——我的孫女陳天明。她送很深的書給小孩，鼓勵小孩寫作文，還問：“每當你的作文得了甲上，或者看了一本好書，是不是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那個被洗腦的小孩拚命點頭。可恨的是，我的丈夫也拚命點頭。
等到這家族裡的上、中、下三代全部變成紙人，看他們不吃我煮的飯，活得成活不成。
你從哪裡來
當我站在註冊組的櫃檯前翻閱那厚厚一大疊課程表格時，已經差不多知道自己那種貪心的欲望為何而來了。
我儘可能不再去細看有關歷史和美術的課程，怕這一頭栽下去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