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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再見。”我喊了一聲就想逃。
艾琳叫著：“不——等等。”
“你還要幹什麼？”我抖著嘴唇問她。
艾琳拉起了身邊兩位同學的手，兩位同學拉住了我和月鳳的手，我們拉住了其他同學的手。我們全班十幾個人緊緊的拉成一個圓圈圈。
我在發抖，而天氣並不冷。
艾琳對我說：“月鳳是可以再相見的，你——這一去不返。說幾句話告別羅——”
那時阿雅拉的眼淚瀑布似的在面頰上奔流。我好似又看見她和我坐在她家的糙坪上，用小剪刀在剪糙坪。我又聽見她在說：“我生一個孩子給你，你抱去養，我給你我和以撒的孩子。”為了她那一句話，我要終生終世的愛她。
我再看了一眼這群親愛的同學和老師，我努力控制自己的聲音，我的心狂跳起來，喉嚨被什麼東西卡住了，我開始慢慢的一句一句說——看我們大家的手，拉住了全世界不同民族的信心，愛心，以及和平相處的希望。
在這一個班級里，我們彼此相親、相愛。這，證明了，雖然我們的生長背景全然不同，可是卻都具備了高尚的人格和情操，也因此，使我們得到了相對的收穫和回報。
艾琳，是一位教育家，她對我們的尊重和愛，使得我們改變了對美國的印象。我深深的感謝她。
我們雖然正在離別——中國人，叫做“分手”，可是內心儘可能不要過份悲傷。
讓我們把這份歡樂的時光，化為永遠的力量，在我們遭遇到傷痛時，拿出來鼓勵自己——人生，還是公平的。
如果我們記住這手拉手、肩靠肩的日子，那麼世界大同的理想不會再是一個白日夢。注意，我們都是實踐者，我們要繼續做下去，為了愛、為了人、為了世界的和平。最後，我要感謝我們的小學校BELLEUVECOM－MUNITYCOLLEGE。沒有它，沒有我們的好時光。
再見了，親愛的同窗，不要哭啊——阿雅拉。好——現在，讓我們再來歡呼一次——春來了、花開了、人又相逢、學校再度開放——萬歲——。
飛機在一個艷陽天裡升空，我聽見有聲音在問我：“你會再來嗎？”
我聽見自己在回答：“這已是永恆，再來不來，重要嗎？”
老兄，我醒著
一九七一年的冬天，當時我住在美國伊利諾大學的一幢木造樓房裡。
那是一幢坐落在街角的房子，房子對面是一片停車場，右手邊隔著大街有一家生意清淡的電影院，屋後距離很遠也有人家，可是從來沒見人影，也就是說，無論白天或晚上，這幢建築的周遭是相當安靜的。
這幢老房子並不是大型的學生宿舍，一共三層樓加地下室。樓下，在中午時屬於大學教授們做俱樂部用，供應午餐，夜間就不開放了。二樓有一間電視室、一間圖書室以及一個小型辦公室，到了下午五點，辦公的小姐就走了。
多餘的房間一共可以容納十四個女學生，每人一間，住得相當寬敞也寂莫，因為彼此忙碌，很少來往。我們也沒有舍監。
記得感恩節那日是個“長周末”，節日假期加上周六周日一共可以休息四整天，宿舍里的美國同學全部回家去了，中國同學除了我之外還有三個，她們也各有去處。我雖也被人邀請一同回家過節，卻因不喜做客拘束，婉謝了朋友的好心好意。
就這樣，長長的四整天，我住在一幢全空了的大房子裡——完全孤獨的。
也是那一天，初雪紛飛，遊子的心空空洞洞。窗外天地茫茫，室內暖氣太足，在安靜得令人窒息的巨大壓迫下，落一根針的聲音都可以聽見。
我守住黃昏，守過夜晚，到了深夜兩點，把房門的喇叭鎖咔一下按下。我躺在床上，把窗簾拉開，那時，已經打烊的小電影院的霓虹燈微微透進室內，即使不開燈，還是看得見房間內的擺設。
躺下去沒有多久，我聽見樓下通往街上的那扇大門被人“呀”的一聲推開了——照習慣，那扇門總是不關的，二十四小時不鎖。
我以為，是哪一個同住的女學生突然回來了，並不在意。可是我在聽。
進來的人，站在樓下好一會兒，不動。
然後，輕輕的腳步聲上了二樓，我再聽，上了三樓，我再聽，腳步向我的房門走來，我再聽——有人站在我的門口。
大概一分鐘那麼久，房外沒有動靜，我沒有動靜——我躺著——等。
我聽見有鑰匙插進我那簡單的門鎖里，我盯住把手看，幽暗的光線中，那個門柄慢慢的正在被人由外面轉開。
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那把柄千真萬確的在轉動。有人正在進來。
一個影子，黑人，高大、粗壯，戴一頂鴨舌帽，穿桔紅夾克、黑褲子、球鞋，雙手空著，在朦朧中站了幾秒，等他找到了我的床，便向我走來。
他的手半舉著，我猜他要捂我的嘴，如果我醒著，如果我開始尖叫。
當他把臉湊到我仰臥的臉上來時，透過窗外的光，我們眼睛對眼睛，僵住了。
“老兄，我醒著”我說。
我叫他BROTHER。
他沒有說話，那時，我慢慢半坐了起來。我可以扭亮我的床頭燈，不知為什麼，我的意念不許我亮燈。我聽見那個人粗重的喘息聲——他緊張，很緊張。
在這種時刻，任何一個小動作都可以使一個神經繃緊的人瘋狂，我不能刺激他。
“你不想說話嗎？”我又說。
他的雙手不放下來，可是我感覺到他放鬆了。他不說話，眼光開始猶豫。這一切，都在極暗的光線里進行著。“你坐下來，那邊有椅子。”我說。
他沒有坐，眼睛掃過我伸手可及的電話。
“我不會打電話、不會叫、不會反抗你，又請你不要碰我。要錢、請你自己拿，在皮包里——有兩百塊現金。”我慢慢的說，儘可能的安靜、溫和、友善。
他退了一步，我說：“你要走嗎？”
他又退了一步，再退了一步，他一共退了三步。“那你走了。”我說。
那個人點了點頭，又點了一下頭，又點了一下頭，他還在退，他快退到門口去了。
“等一下。”我喊停了他。
“你這個傻瓜，告訴我，你怎麼進來的？”我開始大聲了。“你的大門開著。鑰匙放在第十四號郵件格子裡，我拿了，找十四號房門——就進來啦！”這是那人第一次開口，聽他的聲音，我已瞭然，一切有關暴行的意念都不會再付諸行動。這個人正常了。
“那你走呀！”我叫起來。
他走了，還是退著走的，我再喊：“把我的備用鑰匙留下來，放在地板上。你走，我數到三你就得跑到街上去，不然——不然——我——”
我沒有開始數，他就走了。
我靜聽，那腳步聲踏過木板樓梯，嗒嗒嗒嗒直到樓下。我再聽，那扇門開了又合起來，我凝神聽，雪地上一片寂靜。我跳起來，光腳衝到樓下，衝到大門，把身體撲上去，用盡了全身的氣力去壓那個鎖，我再往樓上跑，跑過二樓，跑到三樓自己的房間，再鎖上門。
我往電話跑去，拿起聽筒，一個女人的聲音立即回答我：“接線台，接線台，我可以幫助你嗎？”
我發覺自己的牙齒格格在響，我全身劇烈的發抖好似一片狂風裡被摧殘的落葉，我說不出一句話，說不出一個字。我把電話掛回去，跑到衣櫃裡面，把背脊緊緊抵住牆。用雙手抱住自己的兩肩，可是我止不住那骨頭與骨頭的衝擊。我一直抖一直抖，抖到後來，才開始如同一個鬼也似的笑起來——聽見那不屬於人的一種笑聲，我又抖、又抖、又抖……
愛馬落水之夜
在我還是一個十多歲的女孩子時，已經會開車了。當時的交通工具仍然是以三輪車為主的那最後兩年的台北，私家車並不多見。我的家中自然也沒有汽車。
回憶起開車的學習過程實在很簡單。在當時，如果一年中碰到一個朋友恰好手上有輛車，那我必定抓住機會，低聲下氣的請求車主讓我摸摸駕駛盤，那怕是假的坐在車裡不發動車子，也是好的。
偶爾有幾個大膽的好心人肯讓我發動了車子開，我必不會辜負人家，把車噹噹心心的開在台北市空空蕩蕩的馬路上，又會開回來。
開了兩三次，就會了。那時候用的大半是天母一位美國朋友的車——當然也不屬於他的，車屬於他做將軍的爸爸。爸爸睡覺去，兒子就偷出來慷慨的做好國民外交。
我是開了好久的車子，才去進駕駛學校的。那個往事被寫成一個智斗警察的短篇，叫做《天梯》，已經收到書本里去了。
好的，從此做了一個養馬的人。
我叫我的車子馬兒，對待每一匹生命中的馬都很疼愛，常常跟車講話。跑長途時拍拍車子，說：“好馬，我們又要跑羅！”
那車子就聽得懂，忠心的水裡去，火里來，不鬧脾氣。
說到“水裡去”並不只是形容詞，開車時發生最大的事件並不在於一次國外的車禍，而在台北。
我的經驗是，每次車子出事，絕對不在於馬兒不乖。決定性的出事原因，必然在於主人不乖。
那是一個狂風大雨的寒夜，我姐就選了這種天氣去開“學生鋼琴發表會”，地點在植物園畔的“藝術館”。天不好，姐很傷心。
這是家中大事，當然全體出動參加捧場。
大雨中我去停車，停在“藝術館”和以前“中央圖書館”之間的一塊空地上。對於那個地方，我不熟，而且，那天太累了，眼睛是花的，累的人還開車，叫不乖。
當我要停車時，看見一個牌子，白底紅字中文，靠在一棵樹邊，寫著——“停車場”。沒錯，就停在牌子下面。可是其他的車輛都駛得離我遠遠的，停在二十幾步路邊的地方。
“好笨的人，這裡那麼空曠，怎麼不來停呢？”我想。等到鋼琴表演結束，家長和小朋友們捧了一些花籃出來，各自上車走了。我的車內派到爸爸和媽媽同坐。看見那傾盆大雨，捨不得父母淋濕，就說：“別動，我去開車來，你們站在廊下等。”又因為天氣酷寒，我怕父母久等會凍著，於是心裡就急了一點。發足往雨夜中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