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頁

　　  停著的車子必須來個大轉彎才能回頭，我看了一下左邊的寬度，估計得倒一次車才能全轉。我看一下右邊，右邊樹下那塊牌子又告訴我——停車場。那個停車場一輛車也沒有，雨水中平平坦坦的。那就向右轉好了，不必倒車，一個大彎就可以改方向了。那時，我念著父母，又急。

　　  好，發動車了，加足馬力，駕駛盤用力一扭，馬兒跳了出去，是匹好馬。

　　  不過一秒鐘吧，我聽見不算大聲的一種衝擊聲，然後我發現——車窗外面不是雨水，而是一整片大水在我四周。車子在沉——是在沉，的確在沉。在沉——。

　　  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我不驚慌，我根本莫名其妙，我以為自己進入了一種夢境。這不可能是真的。

　　  車子還在沉，四面部是大水、大水。

　　  我一定在做夢。

　　  那時小弟帶了他的全家人往他的車子去，夜寒，大家擠在傘下埋著頭疾走。就在那時候，侄女天明三歲，她一回頭，看見小姑的車子沉入“停車場”中去。她說：“小姑——”手中一朵jú花一指。  

　　  這一來，正往自己車去，也帶著妻女的大弟聽見了，猛一回頭，忙丟掉了雨傘就往池塘水裡跑。這都是外面發生的事情。事後說的。

　　  我無聲無息在水中慢慢消失。

　　  我仍然在對自己說：“這一定是在做夢。”

　　  這時，水滲進車子裡來了，水快速的浸過我的膝蓋，水凍醒了我的夢，我又對自己說：“我正在死，原來是這種死法——真是浮生如夢。”

　　  就算是夢中吧，也有求生的本能，我用力推開被水逼住的車門，用力推，車門開了，水淹過了我。我不張口。我踩到椅背上去。我露出水面了，我看見四周有科學館、藝術館，還有那向我遠遠奔來的大弟弟。

　　  “救命呀——”這才不必要的尖叫起來。

　　  大弟拖我，我又不肯被救了，說了一聲：“我的皮包。”又鑽進水中去摸皮包。

　　  等到我全身滴水站在地上時，開始跟大弟激辯：“明明是個停車場，怎麼突然會變成一個大水塘？我問你，這是什麼鬼？”  

　　  這時候家人都來圍觀啦！弟說：“你——難道不知道這裡有個池塘啊？”我儘可能不使牙齒打抖，說：“是剛剛變出來的，存心變出來淹死我的，從來沒有什麼池塘的，這是奇幻人間電視劇——。”

　　  爸爸當時立即指揮：“妹妹和弟弟回去——全身濕的受不起這種凍。有小孩子的也都快回去。媽媽坐別人的車也回去。這個車，明早請人來吊——。”

　　  我捨不得我的馬兒，一定要跟它共患難，我堅守現場，不願離開，不但不離開，硬逼家人快快去打電話，請修車廠立即就來救馬。

　　  那種情形下，弟弟們也不肯走了。爸爸說：“要有理智，這種大雨里，都得回去，況且大家都淋濕了，快快給小孩們回去泡熱水。”

　　  在那個攝氏六度的冬夜裡，爸爸和我苦等吊車來，弄到清晨三點半，馬被救起來了。

　　  我只差一點就跟那兩位見義勇為的吊車好手跪下叩頭。中國同胞真好真好。我不是說爸爸。

　　  過了幾小時，我才真正弄懂了。  

　　  那是個真真實實的水池，以前就在的，偶爾水池裡還有朵蓮花什麼的。我身上滿布的浮萍也是真正的浮萍，不是幻象。那天下大雨，水池在夜間我停車時已經漲滿了水，所以，看上去就成了一塊平坦的地。再有那麼一個神經病，就把“停車場”這塊牌子給擱到水池邊上去。

　　  來停車的台北人，全不上當，很小心的避開這片告示，停得遠遠的，不會見山就是山。

　　  然後，來了一個回國教書的土包子，很實心的一個“初戀台北人”，就相信了那塊牌子，把車恰好停在牌下。過了兩小時，自願落水。

　　  “這是一次教訓，你可懂了吧？”爸爸說：“在台北做人，不要太相信你的眼睛。斑馬線上是壓死人的地方，好味陰花生是送你到陰間去的，賓館請你進去休息不是真正休息，馬在此地是用來殺雞的！”

　　  我說：“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那次之後，我做了一個夢，夢中有個金面的人來對我說：“誰叫你看見別人夫妻吵架就去多管閒事呢，自己功力全無，還弄神弄鬼替人去解。結果人家夫妻被你解好了，你自己擔去了他人的劫難——落到水中去。”  

　　  家人後來說：“如果不是天明回頭得早，過兩秒鐘你的車子可能完全沒頂，水面又會合起來。我們絕對不會想像你在水底，總以為你突然開車先走了，也沒講一聲；這種事在你做出來很平常，不會奇怪。於是我們擠一擠就上別人的車回家，三天以後再報失蹤。你呢——在水底泡著呢——。”我說：“放心，會來託夢的。”

　　  後來夢中金面人又來了，說：“舍掉你的長髮吧，也算應了一劫。”夢醒，將頭髮一把剪成國中女生。等我過了數月，經過新竹一間廟，突然看見夢中金面人原來是尊菩薩。沉思了一會兒，我跪了下去，心裡發了一個大願，這個願，終生持續下去，直到天年了結，不會改變。

　　  至今還是擁有一匹愛馬，跟我的馬兒情感很深很密，共享人間快樂，又一同創造了許多在此沒有講出來的故事。我又想，那一次，應該可以請求“國家賠償”，怎麼沒有去法院呢？那個沒有去，是人生角度取捨問題，沒法說了。

　　  我要回家

　　  那一年我回台灣來九個月。

　　  當時手邊原先只有一本新書打算出版，這已經算是大工作了，因為一本書的誕生不僅僅表示印刷而已。  

　　  雖然出版社接手了絕大部分的工作，可是身為作者卻也不能放手不管。那只是出一冊書——《傾城》。

　　  後來與出版社談了談，發覺如果自己更勤勞些，還可以同時再推出另兩本新書——《談心》以及《隨想》。這兩本書完全沒有被放在預期的工作進度里，尤其是《隨想》，根本就得開始寫，而愚昧的我，以為用功就是積極，竟然答應自己一口氣出三本書。這種痴狂叫做絕不愛惜身體的人才做得出來。

　　  也是合該有事，小丁神父也在同時寫完了他的另一本新書——《墨西哥之旅》——後來被我改成《剎那時光》的那十二萬字英文稿，也交到我的手中。我又接下了。一共四本書，同時。

　　  也是在那個時期里，滾石唱片公司與我簽了合同，承諾要寫一整張唱片的歌詞。

　　  我快快的寫好了好多首歌詞去，滾石一首也沒有接受——他們是專家，要求更貼切的字句，這一點，我完全同意而且心服，製作人王新蓮、齊豫在文字的敏鏡度上夠深、夠強、夠狠、夠認真，她們要求作品的嚴格度，使我對這兩個才女心悅誠服。她們不怕打我回票。我自己也不肯懶散，總是想到腦子快炸掉了還在力求表現。常常，一個句子，想到五百種以上的方式，才能定稿，而我就在裡面拚。  

　　  於是我同時處理四本書、一張唱片，也沒能推掉另外許多許多瑣事。

　　  就在天氣快進炎熱時，我愛上了一幢樓中樓的公寓，朋友要賣，我傾盡積蓄將那房子買了上來。然後，開始以自己的心意裝修。

　　  雖然房子不必自己釘木板，可是那一燈一碗、那布料、椅墊、床罩、窗簾、家具、電話、書籍、擺設、盆景、拖鞋、冰箱、刀、匙、杯、筷、灶、拖把……還是要了人的命和錢。

　　  雪球越滾越大，我管四本書，一張唱片、一個百事待舉的新家，還得每天回那麼多封信，以及響個不停的電話和飯局。

　　  我的心懷意志雖然充滿了創造的喜悅與狂愛，可是生活也成了一根繃得快要斷了的弦。

　　  就在這種水深火熱的日子裡，摯友楊淑惠女士得了腦癌住進台大醫院，我開始跑醫院。

　　  沒過十天，我的母親發現辱癌，住進榮民總醫院，這兩個我心摯愛的人先後開刀，使我的壓力更加巨大，在工作和醫院中不得釋放。

　　  也許是心裡再也沒有空白，我捨棄了每天只有四小時的睡眠，開始翻出張愛玲所有的書籍，今生第二十次、三十次閱讀她——只有這件事情，使我松馳，使我激賞，使我忘了白日所有的負擔和責任。  

　　  於是，我活過了近三個月完全沒有睡眠的日子。那時，幾次開車幾乎出事，我停止了開車，我放棄了閱讀，可是我不能放下待做的文稿。我在絞我的腦汁，絞到無汁可絞卻不能放棄。

　　  我睜著眼睛等天亮，惡性失眠像鬼一樣占住了我。我開始增加安眠藥的份量，一顆、三顆、七顆，直到有一夜服了十顆，而我不能入睡。我不能入睡，我的腦傷了，我的心不清楚了，我開始怕聲音，我控制不住的哭——沒有任何理由。歌詞出不來、書出不來、家沒有修好，淑惠正在死亡的邊緣掙扎，媽媽割掉了部分的身體……

　　  我不能睡覺、我不能睡、不能睡不能睡。

　　  有一天，白天，好友王恆打電話給我，問我鋼琴到底要不要，我回說我從來沒有想買鋼琴。王恆說：“你自己深夜三點半打電話來，把我們全家人吵醒，叫我立即替你去找一架琴。”

　　  我不記得我打過這種電話。

　　  又有一天，女友陳壽美對我說：“昨天我在等你，你失約了沒有來。”我問她我失了什麼約，她說：“你深夜一點半打電話給我，叫我帶你去醫院打點滴，你講話清清楚楚，說不舒服，跟我約——”  

　　  我不記得我做過這種事。

　　  連續好幾個朋友告訴我，我托他們做事，都在深夜裡去吵人家，我不承認，不記得。

　　  有一天早晨，發覺水瓶里插著一大片萬年青，那片葉子生長在五樓屋頂花園的牆外，我曾想去剪，可是怕墜樓而沒有去。什麼時候我在深夜裡爬上了危牆把它給摘下來了？我不記得——可是它明明在水瓶里。

　　  那一天，淑惠昏迷了，醫生說，就要走了，不會再醒過來。我在病房中抱住她，貼著她沉睡的臉，跟她道別。出來時，我坐在台大醫院的花壇邊埋首痛哭。

　　  我去不動榮民總醫院看媽媽，我想到爸爸黃昏回家要吃飯——我得趕回家煮飯給爸爸吃。我上了計程車，說要去南京東路四段，車到了四段，我發覺我不知自己的家在哪裡，我知道我是誰，可是我不會回家。

　　  我在一根電線桿邊站了很久很久，然後開始天旋地轉，我在街上嘔吐不停。後來看見育達商職的學生放學，突然想起自己已經修好的公寓就在附近，於是我回了自己的家，翻開電話簿，找到爸爸家的號碼，告訴爸我忙，不回他們家中去，我沒說我記憶喪失了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