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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擠在人群里，一同跑了下去。
聽不懂契川話，說阿門時，每一顆心卻都是相同的。彌撒撒了，遠遠椅邊一個人仍是跑著，仰著頭，熱淚如傾——那是安妮，不知何時進來的她。
我沒有上去招呼，怔怔的坐在外邊的石階上那亂成一片的市場和人群，心裡一陣黯然。
雨，意外的沒有落下來，遠山上燒出一串串高高的白煙，別人告訴我，這是河水暴漲時，印地安人求雨停止的一種宗教儀式。
再見安妮時，她戴上了太陽眼鏡，在古董攤子上看一隻老別針，我幫忙上去講價，等她買下了，才將自己的手掌攤開給她看——裡面一隻一色一樣的。
然後我們又分開了，講好一個小時以後車上見面。剛剛慟哭過的人，給她安靜比較好。
山中人家租馬給人騎，不是在什麼馬場裡跑，而是滿山遍野去騎的。
騎完了馬，時間差不多了，我急著找安妮，想她一試。悲傷的人，只有運動可能使她得到一點點暫時的釋放，哪怕是幾分鐘也是好的。
世上的歡樂幸福，總起起來只有幾種，而千行的眼淚，卻有千種不同的疼痛，那打不開的淚結，只有交給時間去解。我不問別人的故事，除非她自己願意。
“來！那邊有馬騎，太好玩了！”我將安妮從攤子上拉出來。
我們向租馬的人家走去，踏上互看一眼，不說什麼，其實都已瞭然——只有失落的人才要追尋，我們又找到了什麼？那幾日的暴雨時歇時落，誰也去不了別的地方，古城內走走看看，只等瑪丘畢丘的鐵路通車，看過那個地方，便可以離開了。
安妮與我在這高原上，每天下午必然又要頭痛，病中的人精神自然差一些，兩人靜靜的躺著，幾小時也不說一句話。除了吃飯的時候四個同旅舍的人湊在一起之外，上街仍是各自披了雨衣散去。
合得來，又不特別安排纏在一塊，實在是一件好事。有時我上街去，買下了零零碎碎的一些小東西——玻璃彈珠，碎布做的印地安娃娃，一隻木扣子，一對石刻小羊……回到房間順手一放，便是漠然，並不能引起什麼真正的歡喜。這些類似的小玩意兒，安妮不巧也幾乎同樣的回來，買來也是一丟，再也不去把玩它們。
有一日安妮與我說起美國這個國家，我說那兒只有一州，是我可能居住的地方。
“是緬因州嗎？”她笑著說。
“你怎麼曉得？”我看了她一眼。
“那個地方寒冷寂寞而荒涼，該是你我的居處。”安妮，難道以前我們真真認識過，為什麼彼此那麼熟悉呢？
一日早晨我去看城市清晨的市場批賣菜蔬，回到旅館時埃度阿托在用餐，他叫住我，說安妮早班飛機走了。我跑回房間去，桌上一張信紙，一瓶鮮花插好了放在旁邊。
ECHO：
你我從來只愛說靈魂及另一個空間的話題，卻不肯提一句彼此個人的身世和遭遇。
除了這十天的相處之外，我們之間一無所知，是一場空白。我們都是有過極大創傷的人，只是你的，已經溶化到與它共生共存，而我的傷痕，卻是在慢慢習慣，因為它畢竟還是新的。
也許你以為，只有我的悲愁被你看了出來，而你的一份，並沒有人知曉，這實在是錯了。
廣場上一場索諾奇，被你認了過來，這是你的關心，也是我們註定的緣分。
彼此的故事，因為過分守禮，不願別人平白分提，卻都又不肯說了。
雖然我連你的姓都忘了問，但是對於我們這種堅信永生的人，前幾世必然已經認識過，而以後再來的生命，相逢與否，便不可知了。
我走了，不留地址給你。我的黑眼珠的好朋友，要是在下一度的生命里，再看見一對這樣的眼睛，我必知道，那是你——永遠的你。
彼此祝福，快樂些吧！
安妮
看完了安妮流暢的英文信，我輕輕的撫那一朵一朵仍然帶著水珠的鮮花，房內寂靜無聲，人去樓空。這一封信，是安妮的教養逼她寫下的，其實性情如我們，不留一字，才叫自然，安妮又何嘗不明白那份相知呢！窗外的雨，一過正午，又赴約似的傾倒了下來，遠處的那片青山，煙雨鎊鎊中一樣亘古不移，冷冷看盡這個老城中如逝如流的哀樂人間。
夜戲—雨原之二
那個中午，陽光從厚厚的雲層里透過，悶悶熱熱的照著這片廣場。
我們還在古斯各，等待著去瑪丘畢丘的火車。不看見那個地方是不肯離開秘魯的。
無盡的等待，成了日常生活中的煎熬，就如那永不停歇的雨水，慢慢在身體裡面聚成了一份全新而緩慢加重的壓力。旅程在這古老的城市中暫時中斷了。
這個大廣場是一切活動的中心，因為它的寬暢和清潔，便是每天坐在同一個地方望它，也是不厭的。這一日我坐在大教堂最高石階的上面，托著下巴靜靜的看人來人住，身邊一隻總是自己跑來找我的小白狗。廣場上兜售土產的人很多，大半全是印地安的婦女和小孩，男人便少見了。
“印地安人”這個字眼，在中文裡沒法另找代用字，可是這種稱呼在他們中間是不可用的，那會被視為是極大的侮辱。他的出現是平凡的；身上一件灰撲撲的舊西裝，米色高領毛衣，剪得髮根很短的老派頭髮，手中一隻方硬公事包——卻是個中年印地安人。
曬太陽的遊客很多，三五成群的聚在廣場上。只因他手中不賣任何貨品，卻向一個一個遊客去探問，才引起了我的注意。
每見別人總是聽不完話便對他搖頭，他還是道謝才去，便使我的視線跟住他的腳蹤不放了。
古斯各的人，在對人處事上，總帶著一份說不出的謙卑和氣，這種情形在厄瓜多也是一樣的。只因他們全是安地斯山脈的子孫。
也是這份柔和安靜而溫順的性格，使得當年印加帝國的版圖由現今阿根廷、智利的北部、玻利維亞、秘魯、厄瓜多的全境，伸延到哥倫比亞的南方才停止。印加帝國用一種社會主義的嚴厲手段統治了這一片高原不同的民族近四百年，直到十五世紀初葉，卻被西班牙的征服者用一百八十個士兵便占了下來。
比較之下，印加帝國仍是又老實了一步。
廣場上那個拿手提箱的人一直在被人拒絕著，一次一次又一次，他卻不氣餒，步子緩緩的又向另一個遊客走上去。看來不像討錢的樣子，每一回的失望，使我的心便跟著跳一下，恨不得在這已經幾十次的探問里，有人對他點一下頭。
雨，便在同樣的正午，撒豆子似的開始落了。廣場上的人一鬨而散，剩下遠遠的提著公事包的男人，茫茫然的站在空地上。
我坐在石階背後是教堂的大木門，躲小雨是個好地方，再說，雨來的時候，便套上了桔紅色的一大片塑膠片，又在教堂的門環上斜撐了傘。
這一來，坐著的地方即使在雨中，也是乾的了。也許是水中的那一塊桔紅色過分鮮明，遠遠的身影竟向我走了過來。
我釘住那人漸走漸近的步子，感覺到巨大的壓力向我逼上來，這人到底在要什麼？
還沒有到能夠講話的距離，那張已經透著疲倦而淋著雨絲的棕色的臉，先強擠出了一個已經賠出過幾十次卑微的笑容來。
我的心，看見他的表情，便已生出了憐憫。
“日安！”也不擦一下雨水，先對我鞠了一躬。“坐一下吧！這裡還是乾的！”我挪了一下身體，拍拍身邊的石階。
他不敢坐，竟然嚇住了似的望著我。
那隻勢利的小白狗，對著來人狂吠起來。
既然我已是他廣場上最後的一個希望，就當在可能的範圍里成全他了。
“請問你喜歡音樂和舞蹈嗎？”他問。
我點點頭，撐著的傘推開了一些。
“我們，是一個民族音樂舞蹈團，想不想看一場精彩的表演呢？”這幾句話，也說得怪生澀害羞的。“你也跳嗎？”我問他。
“我吹‘給諾’！”他非常高興的樣子，急急的回答著我。給諾便是一種印地安人特有的七孔蘆笛，聲音極好聽的。“音樂家呀！”我笑著說。
想到這個可憐的人還站在越下越大的雨里，我不敢再多扯下去。
“多少錢一張票？”趕快問他。
“不多的，才合三塊美金，兩小時不中斷的表演，可以拍照——”
他緊張起來，因為價格已說出來了，對我又是貴不貴呢？“給我三張。”我站起來便掏口裝，裡面的秘魯零錢折算下來少了一千，也就是兩塊美金左右。
不願意當人的面到背後暗袋中去提錢，我告訴他錢暫時沒有了。
“那麼你晚上來的時候再補給我好了。”他遷就的說，竟連已付的鈔票都遞上來還給我。
“這些當然先付了，晚上再補一千，好嗎？”眼看是個沒有生意頭腦也過分信任他人的藝術家，好不容易賣掉了三張票，怎麼連錢都不知要先收下的。“我們的地方，有一點難找，讓我畫張地圖給您！”他打開公事包，找了白紙，蹲在雨中便要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