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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上校，」朱慈烺還是很喜歡這種鐵面無情的人，「授意這東西太難說了。一個眼神、一個手勢、一句旁人聽來無關緊要的話……都可以是授意。關鍵是，你如何證明呢？」
「殿下……這倒像是在為他開脫之詞。」裴宣把臉一抹，心中騰起一股被出賣的感覺。
他為什麼會從一個推官到淪落為書吏？不就是因為他堅信「黑白分明」麼！原本他在東宮軍中，倒是覺得很有「黑白分明」的感覺，不用應付人際關係，只要做好了自己的事就行，每天都過得無比充實。
在得知自己執掌五軍都察院之後，裴宣更有了士為知己者死的念頭，恨不得全身心頭撲在這份千載難逢的際遇上。
然而現在，他一心效死的對象竟然要破壞自己定下的規矩。
「裴宣啊，」朱慈烺發現了這份濃烈的抑鬱，「有時候我在想，法律事實和客觀事實，哪個更重要；事實正義與程序正義，何者更優先。君以為如何？」
裴宣雙眼微微下垂。作為一個曾經的司法工作者，身兼法官和檢察官的雙重職能，他理所當然得研讀皇太子殿下所著《原法》，對其中的思想引導深有感觸。在這部法哲學著作中，皇太子花了不少的篇幅來闡述：公平、事實、正義、程序方面的概念。用這種方式來分析大明律，原本需要死記硬背的地方，竟然都變得理所成章。
尤其在事實正義和程序正義的問題上，皇太子發古人之所未發，認為「經」更甚於「權」。
世界上所有文明之中，恐怕儒家文明是最重視生命的。在孔子宣揚的仁本主義之下，孟子闡發出了「經權說」。深入淺出的說來，便是：男女授受不親，這是基本原則，不容破壞；然而嫂子若是落水了，小叔子伸手去救她，這就是權變之法，可以接受。
這種思想融入法律之中後，也就造成了：為了實體正義，可以忽略程序正義。
比如審案時候動用刑具逼供，便是被儒家認可的行為。又比如民間稱頌的包公：日審陽夜審陰，用超自然的力量尋找出罪犯，然後推上鍘刀。這些都是重權而輕經。
皇太子的思想卻是強調「經」。
制定出來的法律必須執行，各種程序不容違背。即便明知罪犯是誰，在缺乏證據，或是程序有誤的時候也不能定罪。
苛責、死板到了秦律的地步，但這就是皇太子所推崇的「法」。
裴宣聲音低沉下來：「殿下所言極是。卑職孟浪了。」
「現在技術條件不夠，所以肯定會有很多人漏網。不夠現在正是咱們奠定地基的時候，如果為了眼前的小事而破壞自己定下的規矩，千秋之後又會成為什麼樣子？」朱慈烺勸道。
現在沒有錄像、沒有錄音，所謂的證據也就是口供、人證、簡單的物證為主。要想抓住各種隱蔽的犯罪行為，實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不過現在若是放棄了「程序第一」的原則，以後就算有了這些技術，程序法也不會被人尊重。
那時候必然滋生出手握公權力的「正義使者」，釀出各種出自「道義」的冤案。而這樣的冤案一旦出現，哪怕是萬分之一的概率，對國家政權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也會抵消之前所有的公正裁判。因為這是對公信力的動搖，而公信力實在是政權的根本所在。
「殿下，那此案……」
「堅守規矩。」朱慈烺道：「該怎麼辦怎麼辦。」
裴宣本行禮告退。直走到了院子裡，裴宣抬頭看了看頭頂上的圓月，心中泛起一陣羞愧。他本以為皇太子是為蕭東樓和曹寧來說項的，原來是為自己糾偏。自己執迷於「黑白」，卻失去了辨別黑白的眼睛，這如何讓人不慚愧？
裴宣回到住所，脫了袍服，盤腿坐在床上「三省己身」，直將今天的收穫盡數消化，方才沉沉睡去。
第449章 但得飽掠速颺去（5）
五軍都察院就茅適擅殺俘虜一案，起訴至五軍大理寺。
茅適從刑事拘留改為逮捕，等待五軍大理寺擇期審判。這也是五軍大理寺第一次審判上校級別的案件，從朱慈烺、蕭東樓、曹寧，到茅適手下的親兵，都出席旁聽。
軍中的審判模式屬於傳統大陸法系。這種審判方式能夠最大限度保證案件的公平性，不至於因為法官的個人法學修養而有太大的高下偏差。實際上華夏從三皇五帝時代就已經有了成文法習慣，要想走普通法系的路數簡直是離經叛道。
而且儒家禮法對社會的浸淫程度過高，道德、法律夾雜的情況太過普遍，如果採用普通法系，勢必從正義審判變成道德審判。這對朱慈烺而言是柄雙刃劍，索性還是不要去碰為妙。
五軍大理寺還沒有任命正卿，孫定作為朱慈烺從法政學院親手帶出來新一代法官，坐在審判席上，心情忐忑。
這種忐忑甚至超過了他上金殿參加殿試，那時候可沒上百個人盯著他。作為崇禎十六年的進士，孫定的才學是值得肯定的。他父親是紹興府的推官，所以他從小對大明律就不陌生。
崇禎十六年是國變前一年，這一科的進士算是國朝最為倒霉的進士，許多人都缺乏政治眼光留在了北京，降闖、降清。陳名夏就是其中典型，他是這一科的探花郎。
孫定卻秉承了紹興人的機智，在皇太子收拾家當出走山東時進了侍從室，進士的光環讓他鶴立雞群一般，很快就被皇太子看中，選入法政學院。雖然皇太子親自上課的機會極少，大多是書新往來，但也稱得上是天家門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