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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宋儒之意，孩提愛親，是性命之正，少壯好色，是形氣之私。此等說法，真是穿鑿附會。其實孩提愛親，非愛親也，愛其飲我食我也。孩子生下地，即交乳母撫養，則只愛乳母不愛生母，是其明證。愛乳母，與慕少艾，慕妻子，其心理原是一貫的，無非是為我而已。為我為人類天然現象，不能說他是善，也不能說他是惡，故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為合理。告子曰：「食、色性也。」孩提愛親者，食也，少壯慕少艾慕妻子者，色也。食、色為人類生存所必需，求生存者，人類之天性也。故告子又曰：「生之謂性。」
告子觀察人性，既是這樣，則對於人性之處置，又當怎樣呢？於是告子設喻以明之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又曰：「性猶杞柳也，義猶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告子這種主張，是很對的。人性無善無惡，也即是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譬如深潭之水，平時水波不興，看不出何種作用。從東方決一個口，則可以灌田畝，利行舟；從西方決一個口，則可以漂房舍，殺人畜。我們從東方決口好了。又譬如一塊木頭，可制為棍棒以打人，也可制為碗盞裝食物。我們把他制為碗盞好了。這個說法，真可合孟荀而一之。
孟子書中載告子言性者五：曰性猶杞柳也，曰性猶湍水也，曰生之謂性，曰食色性也，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五者原是一貫的。朱子注食色章曰：「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自今觀之，告子之說，始終未變，而孟子亦卒未能屈之也。朱子注杞柳章，以為告子言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其說非是。而注公都子章則曰：「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忽又提出矯揉二字，豈非自變其說乎？
朱子注「生之謂性」章曰：「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殊不知告子言性者五，原是一貫說下，並無所謂縱橫繆戾，繪紜舛錯。「生之謂性」之生字，作生存二字講，生存為人類重心，是世界學者所公認的。告子言性，以生存二字為出發點，由是而有「食色性也」之說，有「性無善無不善」之說，又以杞柳湍水為喻，其說最為合理。宋儒反認為根本錯誤，一切說法，離開生存立論，所以才有「婦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一類怪話。然朱子能認出「生之謂性」一句為告子學說根本所在，亦不可謂非特識。
宋儒崇奉儒家言，力辟釋道二家之說，在《尚書》上尋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四語，詫為虞廷十六字心傳，遂自謂生於一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嗣經清朝閻百詩考出，這四句出諸偽古文尚書，作偽者系采自荀子，荀子又是引用道經之語。閻氏的說法，在經學界中，算是已定了的鐵案。這十六字是宋儒學說的出發點，根本上就雜有道家和荀學的原素，反欲借孔子以排道家，借孟子以排荀子，遂無往而不支離穿鑿。朱子曰：「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又要顧事實，又要回護孟子，真可謂「縱橫繆戾，紛紜舛錯」也。以視告子扼定生存二字立論，明白簡易，何啻天淵。
告子不知何許人，王龍溪說是孔門之徒，我看不錯。孔子贊易，說：「天地之大德曰生」，告子以生字言性，可說是孔門嫡傳。孟子學說，雖與告子微異，而處處仍不脫生字。如云：「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又云：「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於王何有？」仍以食色二字立論，竊意孟子與告子論性之異同，等於子夏、子張論交之異同，其大旨要不出孔氏家法。孟子與告子之交誼，當如子夏與子張之交誼，平日辨疑析難，互相質證。孟子曰：「告子先我不動心。」心地隱微之際亦知之，交誼之深可想。宋儒有道統二字橫亘在胸，左袒孟子，力詆告子為異端，而其自家之學說，則截去生字立論，叫婦人餓死，以殉其所謂節，叫臣子無罪受死，以殉其所謂忠。孟子有知，當必引告子為同調，而斥程朱為叛徒也。
孟子說：「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全是從需要生出來的。孩提所需者食也，故慕飲我食我之父母；少壯所需者色也，故慕能滿色慾之少艾與妻子，出仕所需者功名也，君為功名所自出，故慕君。需要者目的物也，亦即所謂目標，目標一定，則只知向之而趨，旁的事物，是不管的。目標在功名，則吳起可以殺其妻，漢高祖可以分父之羹，樂羊子可以食子之羹。目標在父母，則郭巨可以埋兒，姜詩可以出妻，伍子胥可以鞭平王之屍。目標在色慾，則齊襄公可以淫其妹，衛宣公可以納其媳，晉獻公可以父妾。著者認為：人的天性，既是這樣，所以性善性惡問題，我們無須多所爭辯，負有領導國人之責者，只須確定目標，糾正國人的目標就是了。我國現在的大患，在列強，壓迫，故當提出列強為目標，手有指，指列強，口有道，道列強，使全國人之視線集中在這一點。於是乎吳起也、漢高祖也、樂羊子也、郭巨也、姜詩也、伍子胥也、齊襄公也、衛宣公也、晉獻公也，一一向目標而趨。救國之道，如是而已。全國四萬萬人，有四萬萬根力線，根根力線，直達列強。根根力線，挺然特立，此種主義，可名之曰「合力主義」，而其要點。則從人人思想獨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