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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朝王導為宰相，有一個叛賊，他不去討伐，陶侃責備他。他復書道：「我遵養時晦，以待足下。」侃看了這封信，笑道：「他無非是遵養時賊罷了。」王導遵養時賊，以待陶侃，即是留著箭頭，以待內科。諸名士在新亭流涕，王導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他義形於色，儼然手執鐵錘要去補鍋，其實說兩句漂亮話，就算完事。懷、愍二帝陷在北邊，永世不返，箭頭永未取出。王導此等舉動，略略有點像管仲，所以史上稱他為「江左夷吾」。讀者如能照我說的方法去實行，包管成為管子而後第一個大政治家。
我著的《厚黑經》，說得有：「不曰厚乎，磨而不薄。不曰黑乎，洗而不白。」後來我改為：「不曰厚乎，越磨越厚。不曰黑乎，越洗越黑。」有人問我：「世間哪有這種東西？」我說：「手足的繭疤，是越磨越厚；沾了泥土塵埃的煤炭，是越洗越黑。」人的心，生來是黑的，遇著講因果的人，講理學的人，拿些仁義道德蒙在上面，才不會黑，假如把他洗去了，黑的本體自然出現。
中國幅員廣大，南北氣候不同，物產不同，因之人民的性質也就不同。於是文化學術，無在不有南北之分。例如：北有孔孟，南有老莊，兩派截然不同。曲分南曲北曲，字分南方之帖、北方之碑，拳術分南北兩派，禪宗亦分南能北秀，等等儘是。厚黑學是一種大學問，當然也要分南北兩派。門人問厚黑，宗吾曰：南方之厚黑歟？北方之厚黑歟，任金革，死而不願，北方之厚黑也，賣國軍人居之。革命以教，不循軌道，南方之厚黑也，投機分子居之。人問：「究竟學南派好，還是學北派好？」我說：「你何糊塗乃爾！當講南派，就講南派，當講北派，就講北派。口南派而實行北派，是可以的；口北派而實行南派，也是可以的，純是相時而動，豈能把南北成見橫亘胸中。民國以來的人物，有由南而北的，有由北而南的，又復南而北，北而南，往返來回，已不知若干次，獨你還徘徊歧路，向人問南派好呢？北派好呢？我實在無從答覆。」
有人問我道：「你既自稱厚黑教主，何以你做事每每失敗？何以你的學生本事比你大，你每每吃他的虧？」我說：「你這話差了。凡是發明家，都不可登峰造極。儒教是孔子發明的，孔子登峰造極了，顏曾思孟去學孔子，他們的學問，就經孔子低一層；周程朱張去學顏曾思孟，學問又低一層；後來學周程朱張的又低一層，一輩不如一輩。老子發明道教，釋迦發明佛教，其現象也是這樣，這是由於發明家本事太大了的原故。惟西洋科學則不然，發明的時候很粗淺，越研究越精深。發明蒸汽的人，只悟得汽沖壺蓋之理，發明電氣的人，只悟得死蛙運動之理。後人繼續研究下去，造出種種機械，有種種用途，為發明蒸汽電氣的人所萬不及料。可見西洋科學，是後人勝過前人，學生勝過先生。我的厚黑學，與西洋科學相類，只能講點汽沖壺蓋、死蛙運動，中間許多道理，還望後人研究。我的本事，當然比學生小，遇著他們，當然失敗。將來他們傳授些學生出來，他們自己又被學生打敗，一輩勝過一輩，厚黑學自然就昌明了。」
又有人問我道：「你既發明厚黑學，為什麼未見你做些轟轟烈烈的事？」我說道：「你們的孔夫子，為什麼未見他做些轟轟烈烈的事？他講的為政為邦，道千乘之國，究竟實行了幾件？曾子著一部《大學》，專講治國平天下，請問他治的國在哪裡？平的天下在哪裡？子思著一部《中庸》，說了些中和位育的話，請問他中和位育的實際安在？你去把他們問明了，再來同我講。」
世間許多學問我不講，偏要講厚黑學，許多人都很詫異。我可把原委說明：我本來是孔子信徒，小的時候，父親與我命的名，我嫌它不好，見《禮記》上孔子說：「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就自己改名世楷，字宗儒表示信從孔子之意。光緒癸卯年冬，四川高等學堂開堂，我從自流井赴成都，與友人雷讋皆同路，每日步行百里，途中無事，縱談時局，並尋些經史來討論。皆有他的感想，就改字鐵崖。我覺得儒教不能滿我之意，心想與其宗孔子，不如宗我自己，因改字宗吾。這宗吾二字，是我思想獨立之旗幟。今年歲在乙亥，不覺已整整的32年了。自從改字宗吾後，讀一切經史，覺得破綻百出，是為發明厚黑學之起點。
及入高等學堂，第一次上講堂，日本教習池永先生演說道：「操學問，全靠自己，不能靠教師。教育二字，在英文為Education，照字義是『引出』之意。世間一切學問，俱是我腦中所固有，教師不過『引之使出』而已，並不是拿一種學問來，按入學生腦筋內。如果學問是教師給與學生的，則是等於此桶水傾入彼桶，只有越傾越少的，學生只有不如先生的。而學生每每有勝過先生者，即是由於學問是各人腦中的固有的原故。腦如一個囊，中貯許多物，教師把囊口打開，學生自己伸手去取就是了。」他這種演說，恰與宗吾二字冥合，於我印象很深，覺得這種說法，比朱子所說「學之為言效也」精深得多。後來我學英文，把字根一查，果然不錯。池永先生這個演說，於我發明厚黑學有很大的影響。我近來讀報章，看見日本二字就刺眼，凡是日本人的名字，都覺得討厭，獨有池永先生，我始終是敬佩的。他那種和藹可親的樣子，至今還常在我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