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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背後所體現出來的，自然是大唐的國力與震懾力較之開元四年時期都已經有了長足的進展。
許多人或許覺得如今北征與突厥大戰在即，朝廷不該在五月關中掀起一番整頓入唐胡眾的風波，橫生枝節之餘還破壞了大戰前夕的內部穩定，逼得諸胡要投靠突厥共同對抗大唐的威逼。
但這種想法實在過於簡單片面，且不說諸胡本就畏威而不畏德、並不會因為包容放縱就會對大唐親近恭順，關鍵是此前朝廷所整頓的胡人與大戰前夕所需要統合的胡部勢力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那些入唐的胡人或是各自出身不同的部族，但他們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逃離了原本的部族環境而投身於大唐國境之中，藉助大唐所提供的庇護擺脫過往加於其身的酋長邦主控制。
以往大唐在這方面管控乏力，各方入唐的胡人也是絡繹不絕，這本就是在削弱周邊諸胡勢力的一個過程。現在大唐立法分明，對入唐諸胡的管控更加嚴格周詳，一定程度上也遏阻了諸胡入唐的風潮。
對那些頗具勢力的周邊胡酋們而言，他們非但不會覺得大唐各項治胡律令的頒行過於嚴格苛刻，甚至心裡還隱隱希望這方面的律令能夠更加的酷厲一些。
畢竟這些政令只在大唐國境之內實施，並不會覆及到他們各自的部落領地，無論再怎麼嚴格，對他們的觸傷都少，更可以此證明大唐也並非法外的樂土，讓部眾們不再熱衷於逃散入唐。
早年大唐每有征戰需要徵召周邊胡部勢力，甚至還會下令州縣官府驅逐境內的逃胡，並勒令禁止招納胡人奴婢。
如今國力不同以往，姿態不需要做到那一步，但加強對境內胡人的管理，其實也是對周邊諸胡部勢力的一個示好。
決定腦袋的從來只是屁股，卻從來不是種族血緣，那些胡酋邦主們絕不會對入唐胡人的處境不妙而感覺到同情與悲憤。
在這長長的賓胡助戰名單中，李潼發現了一個比較古怪的存在，指著名單中一個字號有些訝異道：「倭國使者還沒有離境歸國？」
倭國向大唐遣使也是頗有淵源，不說更久遠，最近一次就是在開元七年聖駕轉到洛陽、重點處理與新羅的糾紛時，倭國遣使抵達洛陽。
雖然後世有關倭國遣唐使的研究頗多，但在當下這個時代中，倭國在大唐的朝貢體系中存在感實在不強烈。
一則是倭國本身的勢力不足可觀，最大的手筆就是在大唐攻伐百濟的時候，倭國助戰百濟，結果就是在白江口一戰被劉仁軌打得大敗虧輸。也是出於對三韓問題的重視，大唐才在白江口一戰後特意遣使倭國加以訓斥。
二則就是地緣環境使然了，如今的大唐疆域野心還僅止於陸地，更熱衷於同大陸上的強權勢力爭鋒對抗，但對海外的邦國勢力則乏甚熱情，還沒有產生什麼征服欲。
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這一時期倭國遣唐的使者素質猥下，對大唐的風物禮儀與文化所知甚少，即便有所交流，往往也都是雞同鴨講，交流的效率低下至極，所以朝廷往往也都懶得應付。
包括開元七年倭使入朝，李潼也並沒有正式召見，只是責令鴻臚寺負責接洽，至於究竟交流了什麼，他也早已經拋在了腦後，起碼是不足以對時勢產生什麼影響。
但也不得不說，倭人雖有各種劣性，但學習能力是真的強。
歷史上幾次遣唐使都乏甚成績，可是到了開元年間，對大唐的風俗禮儀文化便有了深入的了解，更湧現出漢名朝衡的阿倍仲麻呂這樣出色的遣唐人員，在大唐士林中都享有不低的聲譽，同當時的士林人物也締結了不淺的友誼。
李潼作此發問，是因為在名單中發現了倭國的身影，倭使粟田真人上表朝廷，以武士三百人請求參加大唐攻滅突厥的戰事。
如果不是因為名單中有出身標註，李潼看到這名字的一瞬間還以為自己恍惚間又穿越到修真界面。略作回憶才想起來開元七年的倭使同樣也是這個名字，所以才有此問。
宋璟聞言後便起身笑語道：「倭使的確沒有離境，開元七年入朝不得召見，又因彼時同新羅頗有開戰氣氛，不敢循渤海航路離境歸國，便南下揚州盤桓未去。聞知聖駕將要再赴洛陽，倭使便自揚州重返洛陽，早月余之前便已入城，幾番遞告表書，但臣別事纏身，也未能抽身接見。」
「倭使入國幾員？此番助戰三百員，莫非已經是使團全部？」
李潼聞言後又笑語問道，而宋璟也沒想到聖人會對這海外倭奴國如此感興趣，並沒有將倭國人事相關記在心中，歸案翻閱片刻才又開口回答道：「聖人所料不差，倭使入國員眾三百零八人，逗留揚州時老死三人，此番奉表助戰，應是其凡所扈從盡數列甲。」
聽到這回答，李潼更是一樂，區區三百人甚至湊不成一個營，說句不好聽的，可能某一場斥候游擊的遭遇戰就能直接被幹掉團滅。
但勢力雖然不大，這份態度卻是滿滿的殷勤赤誠，李潼於是便又問道：「如此殷勤表現，想是訴求不小，倭國此番入使，所求究竟何事？」
這一次宋璟倒不需要再歸案補課，開口回答道：「倭使之所訴求，一在倭國名號猥瑣不文，懇請聖人另作封賜，二在其國民愚不知禮，懇請朝廷能夠招納其國貴胄入國學受教，三在懇請朝廷赦免流亡其國百濟殘眾悖逆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