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35頁
但事實上斗米五十錢已經是極為高昂的價格，像在貞觀、永徽年間等連年大豐的情況下，關中米價甚至都很少超過斗米十錢。神都洛陽地處天中，漕運物流環境較之關中的長安還要優越得多，哪怕在神都革命那樣的動盪之時，斗米都無過五十錢，長期穩定在三十錢一下。
換言之，雍王入繳的這一批錢款，足支內外職官一年之祿且還綽綽有餘。
但跟國家整體財政收支相比，區區六十多萬緡實在不值一提。在中唐兩稅法實施以前，大唐財政收入還是以租庸調為主，租收穀米，庸則力役，調則就是以各種紡織品為主。
儘管永徽以來，以均田制為基礎的租庸調已經遭到了極大程度的破壞，但朝廷也增加了各種大稅、小稅並諸資課以彌補這方面的財政流失，所以總量上仍然沒有削減多少。
像後世《通典》所載，天寶年間戶稅所收每年得錢兩百餘萬緡，但在租庸調作為財政主體的情況下，這一部分收入所占國家整體財政收入不過二三十分之一。換言之，天寶年間大唐國家整體財政收入，即便是以戶稅二十分之一計，也達到了四千萬緡之巨。
如果以這樣一個比例來計算的話，去年朝廷在陝西道流失的賦稅額度應該在三到四百萬緡之間。但事實上，這個數字只大不小，因為朝廷核算財政收支，諸物折錢主要是以和市官買物價作為標準，而這一物價較之真正的市場物價通常要低兩到三成的幅度。
而且陝西道諸州財政還不僅僅只有租庸調，像是隴右的牧監稅草、河曲的鹽稅，以及諸州物料土貢，包括諸羈縻州府所進方物貢賦，陝西道諸州每年能給朝廷帶來起碼一千萬緡以上的財政收入。
也正因為物貨數額如此龐大，李潼才要想盡辦法的將物貨截留自用，如果只是區區幾百萬緡，還真不值得他如此大費周章的謀算。
長安城這些豪商們看似揮金如土，闊綽至極，但事實上怎麼能跟整個國家的財政力量相比。哪怕僅僅只是錢財計數，彼此體量已經完全不成比例，如果再加上其他社會資源的占有，無論是朝廷，還是行台，都遠非這些民間資本能夠撼動的。
但朝廷財政收入雖然體量龐大，但物料品種也是複雜無比，很難進行直接變現，當然也沒有大規模變現的必要。
畢竟如今民間的工商體系仍然遠不如朝廷，一直到了安史之亂後、朝廷對於社會資源的掌控力度直線下降，才使得民間工商資本得以壯大起來，直至五代兩宋，更誕生出頗成規模的市民階級。
總之，在行台府庫空竭，度支計簿赤字成堆的情況下，雍王傾盡家私、湊出這樣一筆巨款，雖然跟所拖欠的總量相比仍然不值一提，但也足以顯示出雍王的誠意。
起碼以李千里為首的這一干朝廷使者們，也實在不好再發表什麼意義。行台的財政現狀，他們是知曉大概，以目下行台與朝廷的關係，再加上雍王於關內所享有的崇高聲譽與權勢，哪怕耍賴到底、讓他們顆粒無收，他們也根本無計可施。
但雍王並沒有為難他們這些走使下僚，反而積極面對、主動尋求一個解決問題的權宜之計。而在這一過程中，長安士民對雍王殿下的擁戴熱情，他們也都親眼見證，心知就算不接受這個結果，繼續糾纏下去，非但不能索求更多，反而有可能更加激化陝西道對朝廷的離心與矛盾。
「殿下捐盡家財，言則為償前過，但又何嘗不是為我等走使員眾庇護前程、免於追責波及？錢財雖是俗物，但恩義誠是感人，但使我等諸員能憑此事跡歸都登闕，必仗義執言，盼朝廷能夠正視陝西疾困，惠政施降！」
李千里在皇城政事堂領受這一批錢款籍冊後，滿臉激動之色，嘴裡更是連連稱謝。其他有份隨從出席的朝廷使員們，表情言行也都大體類似，只是在這一份稍顯浮誇的感激之情下，心情之複雜也可略作窺見。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大凡具有正常人智力的也都明白，一旦歸都，朝廷也絕不會因為追討回幾十萬緡的資財就對他們加以褒揚。他們這一次西行催討，可以說是將朝廷與當今皇帝的體面丟得乾乾淨淨。
但他們也實在沒有什麼理由去指責雍王殿下，雍王這一番操作，用心自然不可稱絕對的坦誠，但也是在朝廷步步緊逼的情況下不得已做出的應對。
特別如今行台府庫虛實已經無從隱瞞，接下來或許還要面對諸邊胡寇侵擾的問題，諸邊州可能還要面對戰亂不已的情況。甚至他們還沒有離京，便能感覺到行台近日氛圍凝重，人馬調動頻繁，顯然已經在提防這一變數。
不同於李千里浮誇虛假的道謝，跟隨出場交接的裴守真則就沉默得多，他離席入前再拜雍王殿下當面並沉聲道：「拙才猥瑣，強諫致變。近日來多承殿下謬讚錯賞，實在受之有愧。歸都之後，唯述所感，無論能否說服朝堂諸公，復命之後，此身已無顏面再充朝位，唯是請辭慚隱。若西方果有兵戈之亂發乎於此，屆時跣足來投，若得不棄，帳前卒使，義不容辭！」
聽到裴守真這麼說，李潼心裡自然頗感高興，並對在場眾人說道：「行台所在，既非化外之邦，皇命之下，無論東西，凡有志之士欲以才力為進，無不倒履歡迎！」
雍王殿下如此禮賢下士，在朝一干朝廷使員們心中也多多少少生出此類想法，只是並不敢像裴守真表現的那麼外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