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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李潼也親在皇城西朝堂接見了魏元忠，待見魏元忠登堂見禮，他更離席相迎並笑語道：「此前朝中奸流當道，我與魏公皆不容於中。公立朝耆老，竟跋涉於南荒遠地，幸在俱不自棄，今能重逢於朝。公精誠王事，考察山南，載譽歸朝。濟代執符命，心地不失彷徨，幸得公等唐家忠良竭力助事，國家才能不失治序，公惠我良多，不必多禮。」
「臣老丑之才，前失寵於世，不堪度量，形神俱損，概臣應得。元嗣殿下扶鼎存續、施治宇宙，不棄卑臣，賜臣報國之路，唯竭誠盡力以圖效忠，或有寸事可夸，非臣事中練達，實為殿下承命於天、邦家光大而所致成。」
魏元忠六十多的年紀，此前一番遠謫的苦難磨練使他看起來更加蒼老，雖然風塵僕僕，但仍一絲不苟的作拜見禮。
看著魏元忠作拜於朝堂，李潼心中也是感慨頗生，或者說略有幾分自得。入世以來，他與一些世道名臣關係始終談不上多好，或者說許多在朝名臣在考慮起世道前程如何時，都不怎麼將他作為一個好的選擇。
當然，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從血脈身份而言，他不過是李家的第三代，並且在入嗣他大爺之前也只是一個非嫡非長的宗家閒人。從年紀上來說那就更加沒有優勢了，所謂海內未定、須得長君，特別是唐家社稷存續之際，更不會有什麼人將希望放在一個小年輕身上。
而且說句不好聽的，就算這些重臣名臣們在自己身上下注，李潼也忍不住要懷疑這些人究竟有沒有挾持少君而擅權自威的想法。
但無論這些理由多么正當合理，李潼心裡多多少少還是有些不自在的。畢竟這些名臣們多是以正面形象留名史冊，他們卻對自己不怎麼感冒，搞得李潼感覺自己像是一個禍國的反派人物。
所以當眼見到諸如魏元忠之流如今也恭敬的拜伏於自己面前，李潼心裡還是頗有幾分得意的。當然，內心裡的這一點小惡趣他也不會真的顯露出來，對於這些老臣們，基本的面子還是要給的。
魏元忠見禮之後便被賜座，接著便開始講述起此番山南宣制的經歷與成果。相對於鬧亂爆發的河洛地區以及戰爭仍在進行的河北，山南局面倒是平穩得多。
儘管有廬陵王幽居山南房州多年這一因素存在，但廬陵王在房州的時候是一個囚犯的身份，與外界全無互動，幾乎沒有什麼存在感。而且逃離房州的時候，也沒有什麼山南人士參與並追隨，反倒是將一部分不安於職事的官員一同帶回了都畿。
所以都畿的動亂給山南局勢帶來的影響並不大，雖然地方上也有一些盜匪並蠻部作亂的現象，但這也都是長期存在的一種現象，與朝廷方面的人事變革沒有什麼直接的聯繫。
有關這一點，魏元忠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議，那就是派遣軍事專使，對山南道諸州地方常備武裝進行一番系統化的整改，罷除掉原本的折衝府，組織州縣團練以維持地方治安。
魏元忠的這一點看法，倒是跟李潼不謀而合。山南道是一個很龐大的地理概念，作為核心地帶的荊襄地區在南北朝亂世中更是長期的軍事重鎮所在。
大唐得國以來，對山南道的軍事力量多作制裁，作為屈指可數的大都督府之一，荊州大都督府在軍事上的職權被剝離更多。偌大地境之中，甚至就連折衝府都設置不多。
這樣的安排雖然保證了山南地區沒有對抗中央朝廷的力量，但也讓山南地區的治安狀況堪憂，長江水盜成患，蠻族山賊常有聚嘯，嚴重製約了地區開發與區域經濟的發展。
在山南道興建團練，並不僅僅只是對地方治安有所改善，隨著大唐國力恢復以及諸邊邊務穩定下來，肯定要繼續加強對南疆地區的管控。諸如南詔這種不穩定的因素，自然也要加以制裁，屆時山南道就會成為整個南方地區的戰略重心，地區物料調集以及武力建設也就需要提前的統籌起來。
魏元忠在高宗年間本就以軍事才能而受到高宗皇帝的賞識提拔，在武周時期更是出將入相。其人能在山南道的經略方面與自己保持一致，李潼對此也是頗感欣慰的，姑且不論心裡惡趣如何，對於魏元忠的一些構計與理念，他還是頗為看重。
魏元忠也的確不愧數朝老臣的資歷，一些小問題交代完畢後，轉又言到一些比較深刻的弊病，那就是吏治問題。
「今山南道州縣在事諸員，或罪身貶遷、或新稚初解，罪者憂懼惶恐，不能為地表人物見重，新人治術不精，無有良策深治地表敝情。直堂坐衙者唯竟日北望，勤於迎送，疏於務實，吏事浮躁，朝廷雖有仁政宣施，但因選用之弊而多有耽誤……」
李潼聽到這裡，神色也變得鄭重起來，並不急於插話，只是示意魏元忠繼續講下去。魏元忠既然主動開始這個話題，自然也是有著充分的準備，開始歷數於山南考察的經歷，通過與山南道官員們接觸的具體事例來講述如今山南道的吏治情況。
魏元忠列舉了很多他所接觸的州縣官員，或多或少都存在著一定的問題。而李潼在認真傾聽完之後，也意識到這個問題比較棘手，還不僅僅在於官員的品德或者才能。
大唐立國以來便始終奉行重內輕外的國策，同樣也體現在官員的前途及待遇等種種方面，地方上的人才以擔任朝官為榮，對於就事地方則就顯得興致乏乏。大量的官員哪怕在朝擔任冗官閒職，都不太願意前往地方外州牧治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