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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舊年行台試行兩稅法,推行起來戰戰兢兢,是功是過也沒有一個標準參考。
可是現在,他就可以著戶部、司農、太府、少府等諸司聯動,將過往十年間諸道租調、課錢並雜捐收支,以及諸州常平倉逐年盈虧等相關舊籍統統整理出來,從而為下一步的改革打下一個理論基礎。
而且這些故紙舊籍中,也隱藏著朝廷維繫整個天下統治的秘密。諸州租調幾月起運、幾月入都,一年兩年或還看不出什麼,時間維度一旦拉長,對於接下來諸州或會爆發的叛亂事宜就是極為珍貴的軍機資料。
官員們的情緒激勵與人力發揮或還好辦,可是政事堂案卷雜積卻是一個讓人頭疼的問題。百司辦事效率提升上來,但上層決策效率卻嚴重跟不上,特別是隨著諸供奉官停職,許多原本下沉的事務決策湧現上來,這就給政事堂工作造成了極大的麻煩。
李潼敢廢了原本朝廷的供奉官,當然也是有底氣的,因為他本身就有一個行台幕僚群體。
這才是李潼已經磨合成熟的起家班底,使用起來自然也更加放心,等到這些人悉數入都,自然能夠極大緩解眼下所面對的局面。而且朝廷現在保留下來的全都是政事官,行台僚屬們歸都之後也能避免話語權上面的爭吵糾紛。
要抓權,先辦學,這也是他們李家的優良傳統,絕不只有玄武門事變的一招鮮。比如他太爺爺李世民的秦府十八學士,比如他奶奶的北門學士。
李潼在這方面自然也不落人後,早年便有履信坊故邸西園學士為他在士林培養人望,但隨著他離都數年,西園舊人也泰半離散。坐鎮長安時又組織了王府直學士,作為他的參謀秘書班子。
不過眼下是入朝執政,所面對的層面遠遠高於原本的行台,當然也要做出一定的調整,不能再是以往的草台班子。
比如他太爺爺李世民,在登基之後便將王府學士調入門下省的弘文館,以分門下之權。唐玄宗李隆基也將翰林院扶植起來,以分中書之權。
李潼於原本的館學之外再創新館,理由也是很充足的。
東宮崇文館本名崇賢館,犯他二爹李賢名諱,雖然已經改了,但想想還不是滋味,而且他直接監國,沒有位在東宮,出入走訪都要經過慈烏台,不免又是涕淚橫流。門下省弘文館那就更不必說了,他大爹不答應。
所以在東華門再創新館,這也沒什麼好說的。誰敢逼我不孝,我得亮刀子給他看看!
新創學館以安置幕僚,這也只是第一步的操作。下一步還是要把中書省下屬的翰林院給搞起來,以分中書省權力,讓朝廷權力分配更加健康或者說更有利君王。
畢竟中書省既掌制誥,又是政事堂首席,權力實在太大了。武周一朝,中書侍郎就是出事機率最高的宰相位置,張柬之在中書省倒是沒出事,結果他把皇帝辦了。
就連他四叔李旦都懂得給他一個中書令虛銜,以免朝中出現寡頭獨相,但結果還是被韋承慶搞反了車,由此可見中書權重,已經成了一個君王一打馬虎眼就有可能噬上的職位。
不過中書久掌制敕,其權威性早已經深植人心,並不好貿然切割職權,特別是在眼下這樣的敏感時期。
所以李潼在任命宰相的時候,唯獨把中書侍郎這個職位給了楊再思,就是為了要借中書省的積威來宣發制敕,對中書省事權的剝離也只能從長計議。看起來區別不大、一樣榮寵的職權給授,裡面也是不少心機。
張說這段時間斷案監刑,做的全是有損人望陰德的事情,眼下總算上岸了,且一看這新的職事就知前途光明,自然是笑逐顏開、感激涕零,手持任命文書,一路吐氣揚眉的離開了政事堂。
對於張說這個小滑頭,李潼也是有所保留的。這小子出身洛州本地豪強,本身又素質極高,交遊廣闊,很得朝野大佬們的看好,所以此前李潼才付之刑用,壓一壓他的人望。
眼下把集英館書院事宜交付給張說,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想要讓幕僚們入都後即刻參與軍政事宜,不僅僅只是給他們一個館堂開會那麼簡單,章軌、圖籍等一應事物都要先安排好,事情繁瑣且重要,張說深諳朝事運作,能力也的確不差,正好合用。由他進行籌備,也能讓集英館人員就位後能夠儘快行上正軌,發揮出備問諮詢的智囊作用。
畢竟眼下掌權版圖陡然擴大到整個天下,就算眼下朝廷中還有不少心腹之人,但需要安插的關鍵職位更多,人事安排上,李潼也只能緊巴著用。
天黑後,諸司往政事堂運送文書的頻率終於有緩。李潼又事分緩急的批閱了一部分文牘後便暫時停了下來,趁著用晚餐的時候,召來幾名將要外遣的官員稍作談話叮囑。
眼下朝臣大半留宿於皇城中,召見倒也方便。政事堂外廊食堂里,餐食剛剛奉上,李潼所召見幾人便紛紛趨行入堂。
詢問幾人已經進餐後,李潼也不再客氣,抓起一張胡餅三兩口吃下去稍作果腹,趁著喝茶消食的時間才與幾人談起正事:「各自告身、驛程已經領到?明日起行可否?有何疑難,直須告來。」
幾人分別是鄭杲、房融、徐堅等,他們所外任主要是黃河以南的諸州刺史、縣令等,特別是運河沿線州縣。
雖然監國伊始,李潼便對外州官事進行了一番大調整,但他心裡明白,這些都不過只是耍花槍、嚇唬人的把戲,幾員大都督府長史或是太皇太后舊臣、或是監國故人,給人造成一種天下盡在朝廷掌控的錯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