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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快的，針對宰相的批評瞬間便壓過了針對雍王的聲討。畢竟選舉大典剛剛結束不久，那些落第失意的士人們雖然往關中西京分流了一部分，但其中絕大多數自然還是逗留於洛陽。

　　  落選之人能有幾個心態平和？此前儘管失意，或還止於自怨自艾，沒有在選試中做到好的發揮。

　　  可得知西京事情後才發現，原來他媽的這群宰相們本身也是馬馬虎虎，執政過程中竟然發生了這麼大的疏忽漏洞，就你們這執政水平，也配丈量老子們的才器大小？

　　  遇到什麼不如意的事情，歸罪旁人總比責怪自己要輕鬆得多，這本就是人之常情，更何況在針對陝西道大行台的問題上，朝廷此前的做法的的確確是有失當。你覺得老子們不行，直接斷了老子們前程，老子們覺得你不行，罵幾句又怎樣？

　　  相對於長安輿情還僅僅只是比較單純的為雍王叫屈或者說同仇敵愾，神都這裡的人心情勢無疑要複雜得多。大選之年本就需要慎之又慎，突然發生這樣的事情，讓士情可以盡情抨擊當朝大員，所激發的熱情之高可想而知。

　　  所以很快的，神都這裡的輿情氛圍就歪樓了，不再止於議論陝西事務，而是直接抨議宰執水平，乃至於延伸到對於今次選舉的公正性的質疑！

　　  人人私慾不同，各自盡情發泄，所造成的混亂局面可想而知。隨著輿情發酵，在三月下旬的某一天，突然便有十幾名已經通過吏部銓選而授給官職的選人直聚天津橋南，當眾將其告身敕命焚燒，到手的官職棄之不要，只為控訴朝廷選士不公！

　　  也正是這一事件，終於讓朝廷意識到輿情已經變得有些危險，開始做出應對，即刻抓捕這十幾名焚燒告身的官員，仔細案查之後，才搞明白這十幾人雖然通過了銓選，但卻只是下才的評價，所授也都是偏遠州縣，明顯不願赴任，所以才糾集起來，以此譁眾取寵，希望謀求美授。

　　  對於這樣的奸邪行徑，朝廷自然不會姑息，褫奪一切官身授給，並發有司加以嚴懲。同時，也將這一處決對外公布，希望能夠將輿情進行震懾。

　　  但這樣一個應對，自然不能讓公眾滿意，主持銓選的高官仍然在位，誰知道這一結果是不是司刑官員趨炎附勢的誣衊？

　　  退一步講，就算這案情是真的，朝廷銓選竟然選出如此奸邪卑鄙之流，莫非雲集都畿的落第之人連這樣的邪才都不如？這樣的銓選，又有什麼公正性可言？

　　  朝廷這一舉動，使得神都輿情更加沸騰，乃至於叫喊的口號也令人為之心驚，甚至有人當街叫喊：「諸武雖除，朝情未靖。仁傑不死，天下不安！」  

　　  神都革命以來，狄仁傑久持國務，又是今次銓選的主持者之一，而且其人所受恩遇可謂當世第一，受到如此物議指摘自然也是理所當然。

　　  但已經被輿情指責成為不遜諸武的國之大奸的狄仁傑，這會兒卻沒有心情和精力去為自己爭辯。

　　  銓選結束後，狄仁傑便由中書侍郎轉為尚書左僕射，離開了中書省轉為尚書省主官，如此調動也是為了防止宰相營私專權。

　　  轉為尚書僕射後，狄仁傑任事重點便從士選轉為了擴籍編戶。這是他從天授年間擔任戶部地官尚書便負責的事務，武周一朝前前後後從關隴之間向河洛遷民幾十萬戶之多，相關的編戶入籍問題至今都還沒有完全處理妥當。

　　  如今，再加上一個故衣社的問題，使得此事變得更加敏感且急迫，一旦再作拖延，勢必積成大患。

　　  街頭巷尾幾句辱罵，雖然讓狄仁傑名聲有些不好聽，但也不至於擾亂這樣一位在朝多年的宰相心境。

　　  但另有一個問題卻不得不加以重視，那就是都畿道內諸縣奏告籍戶逃亡嚴重，這些亡戶以關內遷民為主，幾乎是成群結隊的傳州過縣，地方官府即便有見都不敢擅加阻攔。

　　  狄仁傑自知亡戶出逃不只在於最近這段時間行台與朝廷之間的紛爭，遷徙以來久失安置，這些遷戶生活本就不乏艱辛，故衣社問題被驚覺後，朝廷又告令諸州縣嚴查肅清故衣社徒，使得遷民本就困苦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  

　　  故衣社久為雍王爪牙，這給神都朝廷帶來的震撼與影響實在是太大了。

　　  像是此前神都革命中，許多人都搞不清楚跟隨雍王輾轉坊間、衝擊北門的那一部分士力究竟何來，故衣社在西京為行台招編後，問題自然真相大白。

　　  舊年雍王在朝所主持的漕運改革自然也成了朝廷重點肅查的對象，這其中尤以立德坊新潭最為要緊，新潭周邊大量商賈倉邸全都遭到封查。

　　  而這些鋪業，都是商賈並豪貴們真金白銀買來，遭到朝廷如此蠻橫的封查，頓時也令市井蕭條，兩市甚至已經有了罷市的苗頭，神都民生也因此大受打擊。

　　  雍王行事，草蛇灰線，深伏難查，一旦查發，便讓人心生震驚，其人對神都之影響深刻，絕不止於在朝幾個時位，遠遠超過了時流的想像。

　　  政治上的樁樁種種，讓狄仁傑應對起來都大感吃力。其實他心裡明白，雍王在神都所留下這些人事布置，本身未必就是壞的，如果朝廷能更具包容性的接手過來，同樣也能兼得惠利。

　　  但如今皇帝陛下對於雍王一切人事影響幾乎是零容忍，在這樣敏感的問題上，狄仁傑也不敢力勸，唯上有所使、下有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