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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萬緡的虧空與數億緡的錢款總量相比起來，比例的確是不算大。
可是，拋開總量不談，誰也不能說五百萬緡是一筆小數。若以時價折算糧帛，這一筆巨款甚至都遠遠超過了內外凡所在品官員的一年祿米總量！
這一筆款項所涉及的貪墨現象，是一定要嚴查到底、絕不姑息的！
雖然說眼下朝廷財政收入激增，可若仍然任由那些貪污枉法的官員們藏匿在官員體系中，他們的賊膽將會成倍放大，甚至極有可能會從個體的貪污行為擴大到團伙作案，所貪污的錢款也必然會呈指數性暴增。
今年還只是五百萬緡的貪污數額，明年就有可能上千萬！若繼續放任，不需十年，這一場世博會舉辦下來、算算帳可能還是淨虧！
相關的案事刑斷，昨日聖人已經同宰相們商討許久，並擬定出一個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三司聯合執法的《開元五年追贓格》，由門下省領銜督辦，哪怕用上接下來一整年的時間，也要將這憑空消失的五百萬緡贓款盡數追討回來，涉案必懲！
至於涉案人員的追懲，仍循《唐律疏議》中職制、雜律並監主受財枉法等律令的規定標準。
原本按照李潼的想法，是覺得《唐律疏議》中規令太過嚴格，譬如《職制》中受財枉法得絹十五匹便當絞，坐贓致罪，十匹便徒刑一年。
《唐律疏議》是永徽年間的舊法，按照當下的時價，一匹絹不過三到五百錢之間，這就是涉案金額不足十緡便要或死或徒。
這樣的懲罰力度，無疑是極為嚴格的。李潼倒不是覺得對貪官的懲罰太狠，而是覺得按照這樣嚴格的標準，依照開元當世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太過嚴格的律令執行起來效果可能會大打折扣。
律令的意義不在於懲罰，而在于震懾。這麼低的標準，實際察發起來實際是非常困難的，律令中已經是當死的罪行，但在現實的情境中卻會頻繁發生。
刑司即便再怎麼公正嚴明，也不可能盯緊所有官員這種日常生活中的小額進項。當罪但卻無刑，長此以往，人的警惕自守便會越來越鬆弛。
真正到了察發大贓的時候，十緡當死又或百緡當死，實際的區別已經不大。雖然都是一個死，但在小惡作大的過程中，律令已經喪失了本該具有的威懾性。
立法需要嚴格，執法卻要謹慎。想要保證律令的威懾性，就要做到不枉不縱。
李潼作為一個現代人，是從立法與執法之間的執行矛盾思考這個問題，覺得執法標準要切合經濟發展的水平。
若立法的懲罰標準遠遠低於現實的經濟價值標準，法律就會處於長期的無從執行的狀態，從而造成司法的惰性，也會造成冤假錯漏的現象發生。
可是當他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的時候，宰相姚元崇卻以古代人的思路提出了另一個解釋：「前人之所立法督官，所重不在乎輕重，而在乎有無。受絹十五匹當絞，所懲非此絹數，而是因其所受非分！冠纓之士，恆有國祿飼養，若衣食不循法度納之，則君恩何所顯現？國以祿米饗賜，豈可與庶人共貨沽力用之！」
姚元崇這一番話算是道破了中古立法的一個本質，那就是雖然看起來律令嚴格、尺度有定，但本質上仍然是德治。
律令之所頒設，所規定的並不是你罪行的輕重，而是你究竟有沒有犯罪！只要你犯了這一項罪，那就可以據此否定你這個人！
聽到姚元崇這麼說，李潼才終於理解了在他看來《唐律》中有些不合理的地方。
唐律在治民罪當中不失寬宏，政治清明的時候，甚至大理寺一年判決民罪死刑都寥寥可數。
但是在治官罪中，唐律則嚴格有加，不乏一些吹毛求疵、嚴酷至極的條令。如此截然相反的兩種態度，簡直不像是一部封建法典。
《唐律》本質上仍然是一部封建法典，其立法主旨仍然是以德治國，而非依法治國。但面對不同群體的差異性所體現出來的進步的人文精神，仍然是不容抹殺的。
明白了這些，再看《唐律疏議》中那些規令的差異，心中自有瞭然。小民與官吏身份地位本不相等，那其道德要求自然也不相同。
小民日常所關，不過家室四鄰，或有行差踏錯，律令亦不輕奪性命，給其悔過償錯的機會。可若官員德行有暇，上負於君，下負於民，必須要從嚴懲處。
所以律令設置的根本，首先是要確立一個道德的是非觀，然後才是執行力。
按照這樣一個標準，聖人所秉持放寬量刑的提議，看似提高了律令的執行力，但實際上是突破了社會道德的底線：律令不再是是非的界定，而是你雖然錯了，但卻有可磋商的空間。不僅僅是執法尺度的更改，更是對善惡道德的一種退步要求。
聽完姚元崇的解讀後，李潼也意識到自己的想法有誤。起碼當下這個時代，國家之所立法，首先還是要秉承道德的堅持、界定善惡與是非，而非盲目追求徹底的有法必行的法制。
《唐律》關乎道德操守的底線，雖然許多規令施行的力度未必多高，但除了律令之外，朝廷還會有格、式等時效性與執行性頗高的規令補充。
比如李潼跟宰相們擬定出來的《追贓格》，就是專行於開元五年，針對這一系列貪贓案事的規令。
《唐律》中有六贓的條令，這當中罪行最高、量刑最終的便是受財枉法。按例來說，官員們貪贓夠不上這樣的罪名，僅僅只是受所監臨與坐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