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02頁
畢竟每一項關乎國務大計的決策，也都不是皇帝與宰相們一拍腦門便決定實施。從最初的發現問題、立項討論到最終的形成決策，幾乎都是這些兩省中層在負責。
也因此，中書舍人與門下給事中雖然只是官在五品，但卻自有儲相之稱，其在朝情局勢中的重要性，甚至超過了絕大多數的四品通貴。
集英館學士群體的出現，讓皇帝有了一批固定的智囊們可以進行國務探討，無論是在章軌制度的擬定還是執行過程中，都讓皇帝的意志有了更大的自主性體現，對皇帝權威的提升有著非比尋常的意義。
除了集英館之外，便是樞密院的創立與軍政分離。這一項改變意義就更大得多，讓國家在軍事方面有了一個更加獨立、系統的管理與決策機構。
姑且不論對當下政治格局所帶來的沈恪改變，樞密院的創立可以說就算朝廷政治也陷入類似武周朝前後那樣的混亂狀態中，也能讓政治鬥爭對軍事行動的影響降到最低。
當然，這實際上也只是理論上的一種可能。畢竟無論制度如何安排，待在位置上的總是人，想要完全的井水不犯河水、互不干涉，也幾乎不可能。
只不過眼下，朝廷國力逐漸恢復，需要軍政並舉。軍事制度上的探索如果過於滯後，也會給實際的軍事行動造成嚴重製約。
除了這些軍政格局上的巨大改變之外，在實際的事務層面，所進行的改變那就更多了。像太府寺下面加設的宅廄署只是其中一個方面，而且還不是最重要的一個改變。
九寺是朝廷執行具體事務管理的一線部門，所以其曹司的增減也就需要有更加的應時性，而這當中的改變，也最能體現眼下朝廷政治在國務處理方面的真實情況。
像社監署的成立，取代百工監管理內外百工。這看起來似乎只是相關衙署改了一個名字，但在實際的職權與管理方式上則就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以前的百工監，是設在將作監之下，主要負責統籌管理諸色役工匠、儲存並提供竹木用材。而職能類似的平級機構，在諸司中仍然極多。少府、太府以及光祿等各自屬下，都有一些管理匠戶、官奴等職能與機構。
相關的機構林立雜設，已經讓人事分散且難以統合，而且其中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那就是這些衙署雖多，但對真正的民間生產力卻乏於統合與管理。
有鑑於這種情況，朝廷便將相關衙司大作裁撤，以司農司總領官奴婢給役事宜，少府織染署總掌織造內外織造事宜，京苑總監管理兩京並北都諸皇苑園業維持與生產，工部計量天下工匠入役事宜。
這四者無涉的事務，則就盡數匯總於社監署。同時社監署也增添了一個新的職能，那就是管理民間各色工匠，制定行業標準。
之所以事權要進行這樣一番整理，除了朝廷本身要裁撤冗員冗司、降低行政開支、提高行政效率之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民間手工業的發展迅速。
以往朝廷所奉行的是租庸調、以實物為主體的稅收方式，這種方式首先是建立在均田制為基礎的社會情形之中。而朝廷在稅收過程中所收集上來的各種物料，又需要足夠的工役將之加工處理成可以使用的產品。
這種財政模式自有其優越性，從材料到生產一手把持，政府面對各種災害的抗壓性更高。只要保證足夠的行政能力，幾乎不需要進行什麼對外的索求與增補。
但這種模式的弊病也大，且不說均田制這一土地分配的社會基礎能否得到保證，隨著大唐國體越來越大，如果不進行適當的分工而諸事統管，這又會給政府行政能力帶來多大的壓力？
所以隨著疆域的擴大、政治體量的激增，以及民間手工業生產力的發展，如果再不做出改變，那麼朝廷行政機構就會變得越來越臃腫龐大，成本越來越高，效率卻越來越低。
所以朝廷創立的社監署，即便是要監管民間手工業，但也不會具體細緻到每一個生產單位，而是這些行業組織。
如今的關中，地力越顯貧瘠，寬鄉與窄鄉的分布嚴重失衡。儘管朝廷一直在大力推行編戶與均田，但是這些手段能夠做到的僅僅只是社會秩序的安定，並不會給關中的農業生產帶來質的提升。
農業生產的總量在較長時期內，仍是一種逐步下滑的狀態，不管這些土地的擁有者是勛貴豪強、還是平民百姓。
經過幾百上千年的開墾發展，關中的耕墾環境已經不容樂觀，在沒有化肥這一現代農業利器產生的情況下，即便是農業技術有所改進，但也只是將這過程略作延緩，很難再有大幅度的提升。
儘管情況是這麼一個情況，可是關中平原對於唐家社稷而言是有著非凡的政治意義，當然不可能完全放棄。特別是在接下來的西線戰略中，關中仍然會長期的作為政治與軍事中心。
一個以農業為根本的強大政權，其政治中心卻不能選擇設立在農耕環境最為優越的地區，這也是中唐以後大唐朝廷所面對的一個困境。
對於外部物資的嚴重依賴，也讓運河沿岸的淮西等諸藩鎮壯大起來，安史之亂所產生出來的藩鎮問題，真要對比的話，其發源地的河北三鎮給中央帶來的威脅甚至還比不上河南諸鎮。單單淮西一地，便先後出現李希烈、吳元濟等悍藩。當然，這幾個貨原本也都是河北佬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