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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五代與北宋時期，樞密院作為一個專門的軍事組織結構，地位與職能才開始逐步確立。樞密院也從中晚唐時期的宦官弄權場所，正式成為了朝廷管理內外軍務的常設機構，算是在制度上實現了軍政分割。
如今李潼以殿前六營總掌宿衛，以京營節制南衙諸衛事宜，算是給初唐以來的南北衙軍事紛爭初步畫上了一個句號。但這是建立在他個人強大的權力與威望，以及適逢一個破而後立的非常時期。
畢竟無論是殿前六營還是京營，他們的成分無一例外都以原行台西軍為主體。李潼個人的威望在西軍中是無與倫比的，無論他做出怎樣的調整，外朝也很難做出有效的干涉。
但是想要讓這個臨時性的安排轉化為一種能夠長期運行的秩序，仍然需要制度建設上的配合。比如內外諸營如何招募、輪換，諸營將官如何選拔、升降與監察，如果再由政事堂負責，那也只是一番瞎折騰。
所以樞密院的建立也就勢在必行，唯有建立起這樣一個承上啟下的機構，才能鞏固住已經從外朝政事堂中分割出的權柄。
其實有關這一點，李潼也已經埋下了一個暗線。政事堂本有編撰《時政記》的傳統，以備詳政令得失與修史參考。原本這一編撰工作是由政事堂本司負責，不過早在洛陽時，李潼便以中書舍人兼集英館直學士編修《時政記》，將這一職能分割出來。
同時，西京本有鷹苑、豹坊用以培訓武官，未來隨著時局穩定，可以將兩署並為一處監管，建立起一個系統性的武選制度。
幾項職能合併起來，已經具備了一個樞密使的雛形。之後再將西京軍器監、內外閒廄及牧監等諸事收入其中，就有了創辦樞密院、從而實現軍政分離的需求與基礎。
唐代節度使的壯大，既有具體人事上的任使昏庸，中央在制度上的缺陷也不容忽視。
皇帝為了繞開政事堂的制衡，直接派遣使員就州縣行使各種權力，各種各樣的使職關乎軍政錢糧，雖然在某一階段的確保證了皇帝個人權威的樹立與執行。
但從長遠來看，這就讓大量的權力下沉地方，諸使職並於一身，使得這些臨時差遣的使職有了畸形發展的空間，逐漸的尾大不掉。
如果樞密院能夠建立起來，中央能夠不失監管地方上這些職能的權力，同樣的又能讓事權並不集中於宰相，這樣的分權與監管無疑是一種制度的進步。
當然這些都是長遠的大計，眼下各種構想還都只存在於李潼自己心中。至於現在，自然還是正式的當家做主、登基正位最重要。
在內衛眾將士們持殳拱從下，李潼離開了寢居蓬萊殿，很快就策馬來到了架設在內朝紫宸殿前廣場上的御幄大次所在。
此時紫宸殿前，兩列各有千名勝甲將士持戈宿衛，場面看起來自是肅穆有加，但將士們各著虎皮帽、額前一道緋紅抹額，在各種華光流彩的燈光照耀下，又顯得不失俏皮可愛。
除了兩千多名殿前宿衛將士之外，紫宸門內此時也有諸多朝臣早已肅立在此，太常卿總司黃鐘雅樂、光祿卿總司宣謁導引。
御幄大次亦宏大至極，雖然只是一架帳幕，但高度卻幾乎齊平於後方的紫宸殿。李潼至此下馬，沿著鋪設的錦氈一路行至帳中坐定，內侍楊沖便站在帳幕前大聲宣令道：「聖人行入大次，諸告命使入宮請命！」
時間又過去了小半刻鐘，內朝紫宸門緩緩開啟，早已經在宮門外等候的王及善、魏元忠以及李思訓便在禮官導引下行入大次，各作大禮見拜。
「告命使入幄，符寶郎獻皇帝八寶、符節！」
隨著中官再作宣達，中書舍人李嶠、侍御史王求禮以及符寶郎陸景初、裴光庭等趨行登殿。
「今我大唐皇帝承天應命、登基稱制，宜以告天，特進王及善請命御前、趨告圜丘！光祿大夫魏元忠請命御前、趨告方丘！宗正卿李思訓請命御前、趨告太廟！受命即行，不得頓誤！」
圜丘便是天壇，方丘則是地壇，加上太廟，這就意味著要將皇帝登基的消息向天地祖宗傳達。御幄大次內，李嶠伏案書寫祝文完畢之後，王求禮檢驗無疑，然後呈送御案，符寶郎所奉傳國玉璽便遞入李潼手中。
李潼手持玉璽莊重用印，禮官在一側眼見三道祝文皆用印完畢，然後便大喊道：「請命訖，使速行，鳴宮懸！」
禮官喊完之後，大次後方的紫宸殿中頓時響起了莊嚴肅穆的宮懸樂聲。而大帳中三名受使的大臣各自接過祝文後，也都不再繁禮告辭，而是兩手捧文趨行而出。
看著三人屁股著火一樣的姿態，李潼不免忍俊不禁，特別將視線落在王及善身上。其實最初選擇告命使的時候，王及善並不在選中，實在這位老先生年紀實在是太大了，在東都洛陽的時候，李潼甚至都不敢隨便召其入宮論事，就是擔心王及善一口氣續不上、直接挺了。
然而朝廷在商議有關人選的時候，王及善卻陡然回春，不只頻參朝議，甚至還能騎馬、能大跳，一副枯木逢春的架勢，以往的老態龍鍾一去不復。
眼見到這位老先生如此有發揮餘熱的精神，李潼才最終確定下來讓王及善告命圜丘。實在是他在東都洛陽的時候殺得有點多，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刻薄寡恩的形象給人，能夠讓這樣資歷深厚的老臣露露臉、參與大禮，總也能挽回一點印象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