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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這些人家的豪富，李潼早有預料，否則也不會選他們下手勒索。唐人的儲藏之風更不必多說，中唐元載光胡椒就能收藏八百石之多。

　　  可是這些人家收藏種類如此駁雜、數量如此驚人，還是大大超出了他的預計，同時也讓他更加憤怒。

　　  你們存儲糧食、布帛、金銀銅錢珠寶也就罷了，醬菜幾萬罐、草蓆八萬多領，這特麼不純粹有病嗎？別說你們儲藏還要各種成本，老子抄家折價都不好盤算！

　　  而且，各種奢侈品收藏再多，對民生影響其實有限。畢竟尋常小民日常生活，根本接觸不到這些東西，更不要說消耗了。

　　  可是各種日用品價值不高，消耗量又大，收藏這麼多，對民生的影響那就大多了。大唐這些土豪們真是實實在在給李潼上了一課，你覺得東西太普遍尋常，不能欺行霸市搞壟斷，那是因為你倉庫不夠大！

　　  抄了這十幾家，物貨所收頗豐，價值多少實在不好說，實在沒有一個比價的標準，而且運輸、存儲與處理也是一個極大的麻煩，這是不好的一方面。

　　  但好處同樣不少，本身這些物貨就全都是有價值、有用處的，長安想要重新恢復秩序，各類物資的需求本就極大。而且大亂新定，市面上難免吝惜銷售而熱衷儲藏，物資一定會出現一定程度的短缺，價格也容易被人把控。  

　　  古代商品經濟或不發達，但並不包括長安這種規模宏大的城池。如果市易蕭條，民生將會大受影響。就算李潼眼下權力極大，也不好直接干涉市場行為，我有貨、但我就是不賣，你能怎麼著？

　　  如果強行頒布一些政令，乃至於抄家奪貨，那只會讓市場更加蕭條，乃至於造成人員物資的大量出逃。李潼大軍規模就算再擴大一倍，也難以完全控制整個長安城。不講規矩，那就一拍兩散。

　　  現在手裡擁有了這樣一批物貨，那就有了影響市場、平抑物價的資本，可以將市場秩序重新建立起來。只要市面有貨，能夠重新運轉，那就不怕有人捂盤惜售，他還巴不得再有這樣的人湧現出來。

　　  關中這些收藏家們的存在，也是有好有壞。壞的一方面是囤聚成癮，無物不藏，根本就不考慮給民生和市場帶來的負擔與惡劣影響。好的一方面則就是收藏種類繁多且量大，一口吞下來就能消化的挺美。

　　  而且除了這些物貨儲備之外，掃蕩的城郊這些園業田產也是一筆不菲的財富，足足有兩千餘頃，而且都是靠近水源、水道的上等良田。

　　  這還僅僅只是帳面上的數字，如果再實地丈量一番，按照這些人家一貫尿性，耕地面積還會上漲數成乃至於一倍。

　　  總之這一次收拾這十幾家勛貴門戶，真是讓李潼賺的嘴上流油，也就難怪他會動念繼續多搞幾家。搞是肯定要搞的，不搞的話他都得難受的睡不著覺，不過規模和數量也得稍作控制，吃得太兇了、沒有節制總歸是不好的。  

　　  所以在回到中軍大帳後，李潼即刻擬定兩條令式，一條是《禁西京物料輸出令》，一條是《治亂歸正市榷行式》。前者管控長安城物資，統統不准輸出。後者則整頓長安市場秩序，將一部分物資交易納為官府監控進行，乃至於官買官賣。

　　  管控物資是戰時當然之法，別的不說，如果不是此前王師大軍對長安城通道封鎖，也未必能憋得那盜竊官庫的十幾家人原地自爆。長安城秩序恢復，仍須大量物資投入，當然不能讓物資大量流出。

　　  至於後者，李潼是打算將西京商賈們引入到長安城秩序重建中來。雖然說在任何時期、任何年代，商賈都算不上什麼進步群體，但物資要流通、市場要活躍，離不開商人的配合。

　　  不要說眼下長安城動亂方定，哪怕是開天時期整個大唐國力最興盛的年代，朝廷也需要通過市糴等政令激活民間資本，從而推動戰爭機器的正常運轉。

　　  李潼又在灞上大營停留了兩天時間，後路增兵又有五千人抵達長安城外，隨同而來的還有姚元崇等一批重要幕府官吏們，臘月下旬，他才正式進入長安城。

　　  這一天，清晨伊始，西京諸爵門以及諸署衙官足足數百人，早早的便來到了灞上大營，恭迎雍王殿下入鎮長安。

　　  營中鼓號聲響起，五千中軍將士陣列嚴整，各依旗令次第出營。李潼同樣策馬出營，倒是沒有披掛在神都那一身騷包的金甲，只是穿了一身相對樸素的明光甲，但隨著大營旗纛鼓吹的前後導引擁從，同樣威風不減，令人心折。  

　　  「臣等恭請雍王殿下入城登堂降教！」

　　  足足數百人在營門前恭敬作拜，剛剛抵達灞上的兵部侍郎姚元崇則登台宣讀制書，宣讀完畢後，眾人又高興的蹈舞起來。當然，高興則未必，但如果不蹈舞，那就有麻煩了。

　　  群眾再請之後，隊伍才繼續行進，自灞上直入城東春明門。橫街上不斷有甲士馳行，往來淨街。橫街兩側雖然也有民眾聚集觀望，但也都不敢隨便衝上橫街。

　　  至於李潼第一次來到西京時，平康坊伶人們當街路演的情況，則就更加不會出現了。那時候李潼還是一個閒散宗王，如今則大權在握，執掌西京乃至於整個關內道局面。

　　  不過就算雍王沒有權勢懾人，想必西京民眾們眼下也都沒有什麼鬧樂的心情。隊伍剛剛行入春明門，李潼便明顯感覺到長安城較之此前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