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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就連夫蒙令卿都開口表示對安西駐軍的不滿，所言河源軍儲備情況又如此不容樂觀，李潼也忍不住微有動容。隴右軍民都因安西駐軍而深受困擾，他心知這一點必須要慎重對待與回應，否則人心恐不足用。
「咸亨以來，四鎮頻受滋擾。吐蕃兇殘之國，幾次出兵西突厥十姓故地，欲斷我大唐張掖。舊年聖皇執國，以養息當先，暫拔四鎮，結果卻令賊勢更加猖獗。諸胡懦弱，不能制蕃。所以朝廷再復四鎮，勤修甲兵，以阻斷吐蕃窮惡之勢。此事務在切疾，不容置疑！」
面對群眾訴苦，李潼首先肯定了安西駐軍的戰略重要性，最起碼在他這裡，是絕對支持這一安排。
從秦漢以來，中原王朝的主要邊患便來自北方，無論此前的匈奴還是隋唐之際的突厥。大漠上的胡族進退從容，幾乎掌握著所有的主動權。
而想要制約他們的機動性、壓縮他們的活動空間，就必須要在別的方面尋找出路。所以從漢武帝時期開始，便積極主動的與西域進行溝通聯絡，所謂張國臂掖、以通西域。
如果不能在西域維持足夠的影響力，那麼再面對大漠來犯之敵的時候，中原王朝無論是攻是守，能夠進行的選擇都不多。
而相對於秦漢，大唐還多了一個高原上的敵人吐蕃，所以對西域的控制力需求就更高。一旦讓吐蕃與突厥通過西域取得聯繫，那麼大唐所有的戰略主動權都一概喪失，只能被動挨打。
雖然武則天當國以來，在對外的軍事方面委實一言難盡。但是在安西四鎮的問題上，李潼覺得需要給他奶奶說一句公道話。
大唐在貞觀年間攻滅高昌國，首設安西都護府，在龜茲、焉耆、于闐、疏勒四地修築城堡、建設軍鎮，用以維持對西域諸國的控制與影響，這便是安西四鎮的由來。當時四鎮所面對的主要敵人，還是西突厥。
高宗顯慶年間，唐軍攻滅西突厥阿史那賀魯，西突厥正式滅亡，而大唐也通過安西四鎮確立了在西域的唯一霸權。
西域局面得到控制、東西突厥俱已滅亡，高宗才得以集中全力，發動針對高句麗的戰爭。而在這時候，吐蕃大相祿東贊經過長達十數年的準備，率軍走下高原，開始向大唐屬國吐谷渾發起了進攻。
當時大唐全部兵力都投入對高句麗的作戰中，根本無暇西顧，畢竟高句麗這個政權乃是隋唐兩代君王的怨念。不滅高句麗，則不可稱金甌完整。
經過長達三年的作戰，隨著吐谷渾內亂、權臣背叛投靠吐蕃，吐谷渾被祿東贊所攻滅。之後祿東贊更親自坐鎮吐谷渾故地，消化這一勝果。
大唐攻滅高句麗的戰事，從顯慶年間正式開始，一直到了總章年間，才徹底攻滅高句麗，即就是這一場戰爭從公元660年一直持續到668年。
而到了這時候，大唐國力達到了最高點，同樣的，民力也消耗到了一個極點。畢竟從高宗繼位伊始，在西攻滅西突厥，向東討伐高句麗，這兩大政權都是當世強國，兩大戰場又各極西東、相距萬里之遙。戰果雖然輝煌，但對民力的使用消耗也達到了一個驚人的程度。
但留給大唐休養的時間並不多，到了670年，隨著吐蕃初步消化完吐谷渾故地，便再次向外亮出了獠牙，在這一年出兵攻陷安西四鎮，開始挑戰大唐在西域的霸權。
大唐對此自然震怒無比，高宗即刻任命薛仁貴率軍反擊吐蕃，護送吐谷渾王歸其故地。不獨要重新奪回對吐谷渾的控制權，更要給予吐蕃迎頭痛擊。
薛仁貴此行為邏娑道行軍大總管，而邏娑正是吐蕃的都城，這說明大唐此番行軍是以攻進吐蕃王城作為最高目標。但之後的戰事，便是後世無數軍迷都為之扼腕的大非川之敗。
大非川這一場戰敗，成就了祿東贊之子論欽陵吐蕃軍神的威名，也是大唐在對外用兵中首次大敗。須知就在顯慶四年，蘇定方在攻討西突厥之餘，順帶著還讓吐蕃吃了一場大敗仗。
可現在僅僅只過了十年時間，吐蕃再次走下高原，竟然殺得百戰百勝的大唐強軍大敗虧輸。這對大唐的威嚴，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損害。
大非川此敗，論者諸多，但歸根到底，大唐此戰是輸在了戰略上，低估了吐蕃崛起的速度，也小覷了吐谷渾之於吐蕃的重要意義，同時對於大唐多年征戰所帶來的民力損耗沒有一個正確認識。
此戰中，論欽陵一共投入了四十萬兵力參與作戰，其中有超過一半都是所消化的吐谷渾亡國之民。
大非川之戰，是大唐與吐蕃霸權爭奪的開始。從此之後，近二十年間，安西四鎮數番易主，大唐與吐蕃在西域霸權的爭奪漸趨白熱化。
垂拱年間，有鑑於內憂外患的局面，武則天暫時放棄了安西四鎮，但很快吐蕃在西域的活動就變得頻繁起來，西域諸胡根本不是吐蕃的對手。所以在長壽元年，王孝傑收復安西四鎮後，武則天決定在四鎮留守三萬重軍。
從此以後，四鎮便一反此前頻繁易主的狀態，一直在大唐的掌控之中。只是在安史之亂後，吐蕃趁大唐虛弱出兵奪取了河西走廊，但即便如此，四鎮仍然堅守幾十年。
所以，安西四鎮駐軍的戰略意義，並不能以利弊作為權衡。
假使武則天在四鎮收復後沒有做出重軍駐守的決定，一旦四鎮再次陷落，就算到了開元年間大唐權力鬥爭再次告一段落，重返西域之際，怕也要面對另一個吐谷渾，西域早成吐蕃霸權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