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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恢復與發展，財政所涉物料名目更加繁多，都需要上下牒傳通報，以至於計帳工程繁瑣，每州計帳用紙就達到了五十多萬張。

　　  《長行旨》便規定了諸州每年收支固定的部分造冊之後形成定製，不需要再逐年更改造冊，僅僅只將當年財政收入的支用進行度支計帳，如此便大大省儉了計帳的流程。

　　  看似長行旨僅僅只是對計帳的流程進行了簡化，將諸州計帳用紙從五十萬張降低到了每年只需要兩三張，但當中所節省的行政成本，以及將地方事權收於中樞的制衡思維，對整個大唐財政、包括行政格局的改變是巨大的。

　　  未來中唐時期楊炎所進行的兩稅法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就因循了長行旨化繁為簡、事納於一的立法與執行的思維。

　　  《長行旨》的出現，簡化並規範了繁瑣的事務流程，以準確直白的書令條文取代了大量的行政案牘勞動，在古代制度程序的演變過程中，不得不說是一大創舉。

　　  早年李潼尚未起勢時，在武周朝堂主持漕運改革，為了避開武氏諸王的掣肘，便借用了許多長行旨的經營智慧，將一些需要諸司協調用功的事項加以條令化，短時間內便收到了不小的成效。類似的思路，在後來行台行政中也有延伸。

　　  眼下李潼提出國家財政量出為入的原則，同時也是對長行旨的一個變用，而且要進行的更加徹底。因為眼下大唐財政收入的形式正從實物轉變為貨幣化，在化繁為簡這一需求上可以走的更遠。  

　　  當然，這一轉變無疑壓縮了朝廷對於各種物料的管控範圍與力度，所以並不能單純的追求財政的增長，同時還要對社會生產力增加管制。

　　  換言之，就是要增設大量的官造工坊，形成規模與產能龐大、垂直進行管理的國企。

　　  眼下地方官府的行政構架與經管範疇尚不算複雜，這是從大唐立國以來重內輕外、刻意壓縮地方權力的國策所形成的。

　　  雖然說隨著社會整體的發展，地方上的行政管理能力也需要進行加強，但這並不屬於眼下討論事項的範疇。

　　  所以在確定量出為入的原則後，度支計劃只需要厘定清楚各州的行政開支，只需要再增加相關的錢事轉運能力，就可以完成未來一整年的財政度支預算。工作量大大節省，可以不誤新年元月的頒行。

　　  在場眾宰相，全都具有豐富的行政經驗，當思路確定後，很快便在討論中形成了一個方案，可以下發度支執行。

　　  不過在方案完成後，張仁願又舉手發言道：「民政為本，兵事亦重。今內外凡所用兵備甲，不只一處，事繁且急，外司難予盡知，臣請樞密院亦得具員以參度支事務。」

　　  張仁願話音剛落，劉幽求便發言道：「職有閒劇，事有分曹，此所以井然而有序。樞密院總兵曹雜庶而治之，量職皆劇要之務，難有閒員分參別曹。春察甲籍，秋察武庫，可以知得失、明備用，年終勾計、赴院審詳，可以無失度支之略。供用足給，將士亦可免於熱功躁動之患。」  

　　  一國開支，軍費絕對是其中的大項。特別是國有大征戰的情況下，甚至需要傾盡府庫以輸助戰爭。樞密院總掌天下兵事，自然也希望能在度支計劃中發出自己的聲音。

　　  但無論國中輿情如何，是否渴於征戰，朝廷如果想對戰爭是否發動做出一個全面的權衡，最好還是避免刀把子與錢袋子直接發生聯繫，需要在程序上加以隔絕。

　　  所以在聽完兩人發言後，李潼便對劉幽求點了點頭，並對張仁願說道：「樞密院都帳計簿，具案以備度支取閱參詳。唯諸牧廄、械造、料庫，需作別式勾計，事歸武府。」

　　  樞密院雖然不參與國家整體的財政度支，但是可以對戰馬、械具等諸武庫資料的數量有勾計的權力，也算是對職權的一個補充，確立了樞密院在朝廷結構中凌駕於諸武司之上的地位。

　　  巨額進項的勾檢與度支，都是年前需要解決的當務之急。當這兩事都已經有了妥善的解決方案後，接下來的議事氛圍便不需要那樣嚴肅緊張。

　　  借著楊再思拍馬屁的餘韻，李潼繼續笑語道：「今次世博會盛況空前，百業興旺，已是端倪顯露。或謂家國中興艱難，但有諸公立朝輔佐、各逞才力，途行近半矣，誠是可喜！

　　  世道逐日益新，唯法度準繩尚憑舊籍，非謂前臣設法不智，只因萬象更新，舊律有失周詳之明、環轉之巧。今人亦需奮進智力，拾遺補漏，規正當世之準則。」  

　　  眾人聽到這話，紛紛點頭稱是。如今朝廷所遵行的法典，仍是高宗永徽年間所編擬的《永徽律》，距今已有將近五十年。

　　  在這過程中，大唐無論朝廷還是民間，方方面面都發生了驚人的變化，舊的律法再怎麼經典，針對當下的世情也都難免疏漏缺失。

　　  就像這一次勾院通案勾檢，一定的會查出大量的問題，可若遵守永徽律進行判處的話，一定會出現許多有失輕重、不合時宜的判決，並且不能體現出當下朝廷的執政思路與方針。

　　  儘管外朝因為勾院的設置而忐忑不已，但這一次勾檢最後的追責註定只是雷聲大雨點小，震懾的意味要大過實際的懲處，主要還是牽涉面頗廣卻又沒有嚴明的律法裁決。

　　  所以眼下的開元新朝，也的確需要一部新的律令法典，來處理當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