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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最重要的一點,科舉並不是選官,如果想干涉典選、培植自己的政治勢力,干涉銓選要比科舉更加的直接有效。
中宗一朝吏治混亂,皇后韋氏以及諸公主弄權無度,從而產生大量的斜封官,但對科舉的干涉並不多,並不是心裡有數、不敢破壞這國之大典,而是看不上科舉新選人們那些青瓜蛋子。有這精力,宰相都扶植出幾人了。
武周一朝創設了殿試製度與糊名制度,統統是針對制舉和吏部銓選,並沒有下沉到科舉常科,並不是不想,原因仍是沒有必要。科舉常科所選拔的新選人,哪怕守選周期最短的進士,都需要兩到三年的時間才能參與銓選,到了銓選過程中,自然會被卡脖子。
當然,在初唐時期也有士子通過干謁權貴而希望獲得舉薦,但要麼是直接奔著做官去的,要麼是希望縮短守選周期。好不容易登門造訪,獲得求告機會,卻僅僅只是希望獲得一個選人資格,這就有點本末倒置了。
諸如貞觀名相馬周,在獲得玄武門功臣常何的引薦後又得到太宗皇帝的欣賞,直接便入朝擔任官職了。
至於開元以後干謁之風大大盛行,原因則就是隨著皇權更加的集中,以及整體政治生態的改變,科舉之外的選士空間被大大壓縮了。
挽郎、齋郎雖然仍有選人資格,但卻每每輾轉下僚、不得升遷。南衙府兵制的崩潰,募兵彍騎代替了品子宿衛。
這樣就使得原本走在其他道路上的選人們紛紛擠到科舉中來,權貴們也越來越喜歡通過干涉科舉結果以彰顯其個人的政治威望。甚至就連權相楊國忠的兒子都投身科舉,考得不好又回家求他爸爸幫忙改成績。
干謁之風的盛行,其實就是對其他遭到壓縮的選士途徑的一種補償機制。這就造成了科舉喪失了最初的公正性,選人們質量參差不齊、泥沙俱下。而到了中晚唐時期,科舉選人們更成了地方節度使的人才儲備庫,而干涉科舉也成了節度使們夸威於朝廷的手段之一。
李潼今年針對科舉的改革,主要分為兩點。第一是對術科選人們的優待,不只名額大增,而且幾乎不設守選。第二就是糊名,讓科舉的選拔形式更加公平。
這兩項改變給當下政治格局所帶來的觸動,相對而言還是第一項更大。三項術科統共選募了四百多名新選人,雖然這一數量較之大唐內外官員的上萬規模仍然不算多,但這三項術科卻是常科,換言之每年都會進行考選。十年之後,便是數千選人。
這麼多選人逐年遞增,而朝廷所能授予的官職則是有限的。無論是對守選周期的延長,還是對其他選士途徑的名額侵占,都是一個極大的壓力,值得深思。
對於這一點,李潼也是不失考慮。他也不想為了提拔寒門舉人,便讓國家政治機構陷入冗員低效的泥沼中,所以對於今年的這種招錄模式又引入了一個新的概念,那就是恩科。
因為開元維新,所以朝廷恩開科舉,施以普錄。至於在接下來的科舉中,則就依照實際情況而有所改變。雖然他本質上就是在壓榨官員品子蒙蔭空間,但話總不能說得太明白。刀子還是要一刀一刀的割,能來軟的,不來硬的。
而且寒門中的人才,說實話也並沒有旺盛到逐年都可以如此大規模收割的程度。
否則李潼大可不必再推廣印刷與州縣小學,每年都有四五百個可用之才實現階級跨越、進入統治階級,在原本官僚系統不出現大規模減員的情況下、正常的新舊更替中,多大的疆域領土也夠用了,還不如把這一部分投入直接轉投到軍事建設里,開闢更加廣闊的疆土。
至於糊名制的普遍實施,本身引起的爭議並不大。第一自然是在整套典選系統中,科舉的重要性仍然不夠高,有銓選擋在前面。而且眼下的科舉,本來就是因為公平才在諸選禮中鶴立雞群,糊名只是將這公平性更加強化。
李潼本也不是順當繼位的守成之主,舊在西京行台與東都靖國時期也都是殺人如麻的狠貨,殺了這麼多人,在一個初級的選禮中進行一些並不觸及根本的改革,若還掣肘無數、阻滯重重,那更談何根本的改革大計?那些時局中的倖存者們,也就太頭鐵了。
而且就算是朝廷進行了這種糊名改革,其實外州舉人們的成績仍然不夠理想。特別是在明經與進士兩科中,最終的選錄結果竟然與往年大同小異、相差不大。
這其實也很正常,倒也並不是說外州貢舉人們才能整體偏於平庸,而是所處的教育環境不如兩京這麼優厚。大唐並沒有形成後世那種經學儒典相對固化的統一,因此學風如何對士人影響就更大。
不要說眼下這種中古時期,哪怕後世教育資源已經那麼豐富,區域之間的差異仍然不小。這跟智商高低關係不大,只是環境給人帶來的影響具體體現。畢竟像張九齡那種從嶺南到長安、壓得兩京俊彥黯然失色的狠人實在不多,哪怕詩情出類拔萃的李白,儘管勤於干謁,仍然不敢輕入考場。
糊名與否,最後的結果竟然如此,這也說明起碼在此前,兩京權貴們即便對科舉有所干涉,也極為有限。他們更加感興趣的,還是銓選。
李潼通過對科舉諸科的結果總結經驗,心中也是頗生感慨,除了意識到要加強外州教化力度之外,對於兩京學術中心地位更加鞏固也是頗生高興,這能讓更多的外州才力湧入京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