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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潼猜測黑齒常之就算歸朝，多半也是投閒置散、在南衙掛一個大將軍職榮養在都，還不如留在隴邊繼續發揮餘熱。
官爵的封賞還算給力，但實物方便，則就一句話打發了：「陝西道大行台量給」。這一句量給，陝西道大行台就要準備大出血一次了。李潼對此倒也沒有太大抱怨，反正養的都是自己的兵。
具體的犒獎方案，大行台還要考慮自己的財政狀況，眼下多說無益。
拿到了朝廷正式的制敕後，李潼便開始正式委任大行台一干官員。所謂的大行台，全稱應該是大行台尚書省，或者說尚書大行台，台即就是尚書省。
所以大行台的官制也基本比擬中央的尚書都省，下設六部分曹治事，統管軍政。
李潼的官職中還有中書令，而中書令的本職則就是掌制敕，李潼如今行使在外，當然不可能掌皇帝制敕，所以就是專掌雍王教令，於陝西道範圍內一定程度上取代朝廷制敕，雍王教同樣有管理地方軍政的正當合法性。
尚書省作為中央執政機構，其長官尚書令權力極大，所以從魏晉時期開始，尚書令便逐漸的被架空，朝廷政令擬定逐漸轉移到中書省，以至於中書省有鳳凰池之稱，武周革命時，乾脆就將之命名為鳳閣。
所以尚書令這一官職停置，也並不僅僅只是因為李潼他太爺爺李世民曾經擔任過，實在是人臣之極、權柄過大。
至於朝廷封授李潼為中書令，也並非純是褒揚。須知上一任的中書令是李昭德，現在李昭德被架空，中書令這個官職又直接給了雍王，這意味著朝廷中書省不再有真正的長官，中書侍郎實際掌管中書省。
這也意味著皇帝李旦並不只是一味的退避，而是開始打算真正著手控制朝局，不願臣下權柄再過分的集中獨大。
李潼身為大行台長官，其下便是諸行台尚書。當然不可能六部設齊，像吏部、禮部這樣司職選舉與典禮的要司，就不可能設在行台。
眼下李潼也只委任了兩名尚書，姚元崇擔任行台兵部尚書，畢竟姚元崇離都之前已經是兵部侍郎，對於兵部事務的運作也是熟悉得很。李元素則擔任行台戶部尚書，主管戶籍、錢糧以及諸胡州貢賦事宜。
這兩名行台尚書，便是大行台最重要的主管要員。
除此之外，大行台還細分為二十三司，分別由諸行台尚書郎分領專事。這基本上就退回到了魏晉時期的霸府狀態，畢竟中央三省六部乃是歷代制度改革最終完成形態，大行台作為其殘缺形態，制度結構上是要有一定退步的。
兩部二十三司，便是長安大行台的基本結構。再外部便是諸州刺史、都督，但像其中一些雄州、望州，李潼也根本就沒打算任命主官，而是將這些州的刺史、都督之位留給一些資望高的行台要員遙領寄祿。
像婁師德便以岐州刺史領掌隴邊屯田事宜，楊再思則以雍州長史領長安國子監事。這樣一通分配下來，一些資望高的老臣也不會因為行台位置太少而屈就卑職，本身的官品不會受到太大影響。
至於諸州事務，則就由長史、司馬、別駕等上佐負責。其中長史主管政務，司馬則分領兵事，別駕司職錢糧，而不再只是諸事統於刺史一人。
一些內陸的州府，自然可以如此簡單直接的進行職權分割調整。特別一些地處邊遠、戰略位置重要以及自然資源豐富的州府，則就很難再這樣進行簡單粗暴的劃分。
特別陝西道因為地理位置的緣故，其中有將近一半的州府都要長期維持一定規模的駐軍，像隴右的鄯州、洮州以及朔方的靈州、豐州等地，更是完完全全的軍州。
職權分割，說起來只是一句簡單的話，但在這些特殊的地區，做起來可真的不輕鬆。
事權分割、彼此制衡，看起來是頗為穩固的結構，可若落實在實際的場景中，即便不考慮勾心鬥角、彼此掣肘，哪怕僅僅只是各自權力行使中的內耗，配合稍微出錯，差之毫厘，便可能決定一場戰爭的勝負。
而且眼下正逢府兵制崩潰，是從世兵制到募兵制轉型的一個關鍵過程，既要順利完成這樣一個過渡，還要保持足夠的戰鬥力以鎮壓外敵，無疑是更加嚴峻的考驗。
在這方面，李潼也沒有太好的計策。脫離了具體的時代背景，制度優越與否根本不必討論。
陝西道大行台從創設伊始，就是一個軍事色彩濃厚的霸府形態。吐蕃和突厥，以及其他摩拳擦掌、待時而起的胡部，這都是實實在在存在的軍事敵對目標。
頂著這樣龐大的軍事壓力，李潼也不可能發起一場觸及根本的軍事改革，只能就陝西道當下的軍事基礎進行修補營建。
眼下整個陝西道轄區範圍內，軍事力量可以說是頗為可觀。安西的三萬駐軍，隴右有六萬餘甲兵，河曲則有五萬出頭，而在長安京畿周邊甲兵包括團練武裝，也在三萬出頭。
這麼粗略一算，整個陝西道甲兵數量應該在十八萬左右。但如果再細算唐軍核心兵力，可能也只有五萬多。這其中安西所擁有的精銳兵力是最多的，有一萬五千多名唐軍精銳甲兵，其餘的則為胡部城傍與西域那些邦族聯軍。
河曲方面水分最大，言則五萬甲兵，但核心的唐軍精銳恐怕也只有一萬出頭。至於隴右，河源軍精銳雖然驍勇善戰，但士卒多年戎戰，特別剛剛經歷了青海一場惡戰，亟待休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