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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哼，徐有功不能專事職中，只是泛論道德。以大義遮蔽小罪，目律令為私器，實在枉為刑吏，竊食祿米，不能矯正人事！」
對於徐有功這個人，李潼本來印象不錯，武周一朝酷吏橫行，在這樣的司法環境下，徐有功還能守住底線，不因刑逞威，可謂一股清流。也正因此，史論評價往往將其擺在周興、來俊臣等酷吏的對面，作為一個剛正不阿的法官代表。
但在這件事情上，李潼就有些不能認同徐有功的做法。倒不是其人所言沒有道理，而是這番議論已經超出了其人職權範圍，大環境再怎麼不好，也不是有罪者免於刑罰的理由。
姚元崇聞言後便點頭道：「參案之司刑少卿杜景儉也如殿下所論，深查罪因與嚴懲罪實並不相悖，力主有事則查，有罪則懲。至今所引涉案罪官十幾員數，其中不乏遠任外州者，畿內罪民幾十戶，即便主犯身死，也要量刑抄沒家資……」
李潼聞言後便點點頭，武周天授年間的司刑官員，通常以徐、杜並稱，以對應酷吏中的代表人物來俊臣與侯思止。但無論是個人的才器水平，還是所達到的成就，杜景儉都要遠超徐有功。
杜景儉在武周一朝兩度拜相，其人才器並不只局限於刑事。
徐有功一生則只在刑事之中浮浮沉沉，之所以名氣還要大於杜景儉，主要是做對了一件事，那就是在長壽年間的風波中保住了竇氏一家性命。以至於到了開元年間，竇氏長子竇希瑊還上書要將自己的官職轉授給徐有功之子以答謝舊恩。
心中略作人物臧否，李潼又問道：「案情既然已經清晰，鑑於此情，兵部夏官可有什麼革除舊弊的計略？」
姚元崇聞言後便沉聲道：「尚方監之所以長久積罪失職，一者在於國用日短、度支困蹇。二者在於職事繁多，失於調度。有關前者，朝中功士俱參漕濟事宜，一旦利好大收，自能轉濟百司。後者則是國計軍事積年有改，這就需要量權分授了。」
朝廷財政逐年惡劣，諸司需用都受困擾，這一點倒不需要多說。只是聽到姚元崇所言後一條，李潼不免眼前一亮，暗贊姚元崇不愧有救時宰相之稱，對問題的認識很深刻，能夠直指核心。
尚方監之所以發生這樣的亂象，往小了說是在用度不足的情況下，任事官員們搞一些違法操作。往大了說就是隨著世道發展，特別是內外軍事情況的改變，朝廷在有關制度方面並沒有做到與時俱進，已經嚴重滯後於現狀。
國初所奉行的府兵制，府戶們且耕且戰，兼領番上宿衛，相當一部分軍器都需要自己籌備，余者也有各地的折衝府負擔。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央武庫軍備負擔較小，所以還可以歸在少府尚方監的兼領之下。
可是隨著府兵制逐年崩潰，而北衙軍權也原來越重。像是貞觀年間還是只有北衙長上左右屯營並飛騎、百騎這些軍眾，統共不過幾千人，到了高宗時期便創建左右羽林軍，武周時百騎又擴建為千騎。
中央直屬禁軍的規模擴大，所需要的軍械自然也就激增，相關的管理工作自然也就越來越繁重。所以尚方監這一次出問題，從本質上而言是管理制度的落後，需要將職權進行分割、分配。
歷史上，一直到了開元年間，朝廷才開始正視這個問題，由少府拆分出一個新的部門、即就是軍器監，專門管理各類武庫軍備。
如今由於李潼的檢舉揭發，朝廷中有識之士如姚元崇已經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李潼點頭認可了姚元崇的看法，並且表示支持他將這一份見解整理成奏進行上書。
另一邊王方慶聽完這番議論後，微微皺眉道：「如今朝中人情驚悸，未必經得住大事頻弄。況漕濟諸事新上章程，若再兼計軍器武庫，恐怕將要事繁難當。」
李潼這裡還沒來得及回答，姚元崇已經先笑道：「左丞多慮了，朝廷養士諸多，所為正是分領職事，豈能群眾都沉迷一情一事？既然已經事發，困計陳在眼前，若只因事繁而竊議，則就不免有失臣格。」
哪怕是身在同一派系之中，但因出身、性格的不同，遇事也都未必能夠完全達成共識。
「王公請放心，漕事當然是目下所任重點，畢竟關乎國計民生，決不可半途而廢。不過尚方監所暴露出的丑弊也是讓人觸目驚心，一定是要有所改變，否則畿內動盪恐難平靜，更怕會有禍引於後。」
李潼也笑著回答道，同時心裡也不免嘆息一聲。
王方慶這個人有資歷、有才器，入府以來諸事良多，但也並不是完全的無可挑剔。或許是出身江南、底氣不足的緣故，性格上過于謹慎保守，像是此前李潼率領徒眾抄了武承嗣的家，其人就直言當面。
當然，李潼年輕氣盛，也是需要這樣一位謹慎長者經常提醒剎車，但有的時候，真的不是一味保守就好。
眼下各方關注都還在別的事情上，對於尚方監軍器失竊就有些忽略。趁著這個時候主動倡議，才能將推動事態發展的主動權握在自己手中。
雖然盜取軍械的計劃迫於無奈不得不放棄，但想要達成自己的意圖並不只有這一種方式。尚方監發生這樣的事情，很明顯軍器武庫的管控已經不適合再放在尚方監。
李潼讓姚元崇上書革變，就是希望爭取、起碼是將北衙禁軍這一部分事權爭取到自己手中來。既然庫中軍械不好再盜取，那麼索性把庫房掌握在手，隨用隨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