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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況，像李多祚、沙吒忠義等與東北諸胡部關係深厚的胡將們或死或叛，也讓朝廷一時間不便瓦解、引用當地胡部勢力，這對朝廷本身的定亂大軍要求就更高。
有關這次與契丹的作戰，李潼的計劃是起碼投入五十萬斛的糧草，這還僅僅只是一個基礎的約數，至於更加完整的戰備計劃，集英館諸學士還在進行商討制定。但無論最終計劃如何，憑朝廷眼下的錢糧狀況，連基礎的要求都遠遠達不到。
打仗就是燒錢，就算做不到一場戰爭就將東北胡患趕盡殺絕，但起碼也要打痛打殘，以贏得一個相對長期的和平，以保證對河北加強統治。
後世安史之亂的發生，以及河北悍藩林立，除了制度上的問題，東北的胡患問題也占了相當高的比例。所以這一次的戰爭，真的不能因為錢糧問題便作束手束腳之想。
眼下吐蕃因為君主與權相的矛盾，朝廷於西線還能將現狀稍作維持，一旦吐蕃完成了內部的權力整合，大唐也勢必要加強軍事的投入。屆時若顧此失彼，所帶來的危害又遠非眼下的戰爭投入可比。
但無論再怎麼有雄心計劃，基本的錢糧問題不做解決，一切也只能流於紙上談兵。就連李元素這個宰相，在聽到要往河北戰場投入十萬斛軍糧時都難免一臉憂色，可見朝廷想要進行這種規模的戰爭，的確是有些力有未逮。
眼下地近洛陽的河南幾州，能夠在短時間內向都畿輸送的糧食不過七萬多斛。哪怕是範圍擴大到整個河南道，一直到六月，能夠向都畿輸送的糧食也只有三十多萬斛而已。
這三十多萬斛糧食，也不可能完全投入軍用。要知道整個洛陽城也是擁有著幾十萬人口的大都市，每天需要消耗的糧食數量都是驚人的。而且朝廷百官祿料所給、各類役用的穀米消耗，在財政中同樣占了極大的比重。
三十萬斛糧食看似數量不少，可能在實際的情況中甚至都不足以維持都畿的基本消耗。儘管都畿周邊仍在進行大規模的編戶授田，以用來增加河洛周邊的糧食自產能力，但也絕不是短短几個月時間就能見效的。
因此眼下朝廷最需要的，就是來自江南的漕米，這是一筆高達百萬斛的收入，越早運入都畿，那朝廷眼下窘迫的財政狀況就能越早得到緩解。
江南漕米如此事關重大，所以在冀北道大軍出兵的同時，朝廷又遣五千精軍沿運河南下，就是為的確保這一批漕米的安全萬無一失。
但這種事急也急不來，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江南安定與否、漕運效率如何等等，有很多因素都是眼下的朝廷尚不能完全控制的問題。
李潼感到遺憾的，還是他此前有關漕運的改革沒有一直堅持下去。朝廷只在河南幾州設置了倉儲系統，且針對倉邸的管理沒有繼續深入下去，僅僅只是作為入都錢糧臨時的轉運節點，沒有與常平倉系統完全對接起來，這就喪失了倉儲改革的最大意義。
如此滯後的物流狀況，對於新經動亂、亟待恢復的都畿都嚴重的拖後腿，對於瞬息萬變的河北戰場形勢當然也是更加的不適用。眼下的朝廷就像是一個空有力氣卻不能靈活運用的大胖子，一兩個局部的小問題就能讓人難受不已。
眼下朝廷的權威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若貿然展開如此重大改革，會讓人無所適從，反而會拖慢本就不算高的漕運效率。
所以在一番權衡後，李潼還是將視線落在了民力的挖掘調用上來。河東問題平息後，雖然短時間內也沒有給朝廷帶來直接的、可觀的錢糧收益，但卻讓一項重要的資源回到朝廷手中來，那就是河東的眾多鹽池。
眼下的朝廷還沒有進行鹽鐵轉賣的改革，河東鹽池雖然歸屬朝廷所有，但卻又轉租給畦戶即就是鹽戶進行經營，朝廷專收鹽租。這樣既給朝廷增加了極大的管理成本，同時也不利於食鹽統籌銷售，各個地區鹽價差異懸殊。
食鹽作為必須的生活資料，當中的利潤可想而知，以此作為改革的切入點，必然能收奇效。
河東鹽池收回之後，李潼便打算將畦戶進行重新分配，每三年進行榷賣招商。這一招商並不以錢帛進行交易，而是按照各地商賈參與官買的糧食數額進行核計，通過商賈將民間的糧食收購到各地的官倉中，從而再給他們發放一個產鹽的畦戶資格。
同時河東的產鹽也不再散貨任銷，而是劃區包銷，一個區域內只允許幾戶分銷，從而制定一個相對統一的鹽價，將鹽稅直接並在鹽價中。
至於銷鹽的資格，則暫定以向都畿輸入的糧食數量為標準，以此來刺激商賈們的運銷熱情。
所謂千里不販糴，糧食雖然是必要的生活物資，但卻並不屬於長距離運輸的大宗商品，再加上朝廷租庸調的稅收形式也讓民眾們沒有售賣糧食的強烈需求。
因此大糧商往往就是大地主，以劃片銷鹽刺激他們將家中儲糧向外輸送，對鄉土秩序也是一種管控方式。眼下朝廷還只是求糧救急，等到這一難關應付過去，未來便可以此為基礎，逐漸加強鄉序管控。
眼下整個洛陽朝廷，都圍繞著錢糧籌措的大事來運作著。而在這忙碌的氛圍中，河北方面以告初捷，興兵作亂的相州刺史孫佺敗亡於太行山東麓的滏陽。
然而讓人感到奇怪的是，打敗孫佺的並非黑齒常之所率領的冀北道大軍，竟然是本該待在河東潞州的王孝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