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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見到群臣凜然模樣,李潼不免微微一笑。財賦歷來都是立國之根本,特別因世博會所衍生出來的一系列收入,都是在原本政府收入之外的新財源,無論怎麼重視都不為過。
商貿的收入不同於以往的賦稅收入,天下籍戶田畝在一定時期內自有定數,對此進行的勾檢可以按照流程進行。
可是商貿的一大特點就是高流通性,若再用舊法子實施監察,就算查出來什麼問題,相關人事及罪證只怕也早已經消失一空。
所以針對這方面財政的管理與審計,必須要靈活高效,為此不惜諸權匯於一司。
勾院文武二使配合行事,格輔元與朱敬則都是官德極高的人選,而郭達則是他絕對的心腹爪牙。為了避免宰相當司典兵的情況,他還特意罷免了格輔元的相位。
從高宗時期開始,尚書左右僕射便加同中書門下號參政,到了開元年間不加參政號者便不屬於宰相,唯當省直事。
若是尋常時節,朝廷做出這樣的新人事決定,少不了會生出一通爭執。
諸如樞密院的設置,就是用了很長的時間,從行台時期開始便分設小司,一直到了去年張仁願入朝才正式設立樞密院,諸司公務納入一院又用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至於設立更早的集英館,眼下仍是一個比較尷尬的存在,還是遭到舊有機構的排斥。
像在不久前開始的冬集銓選中,李潼提議集英館諸學士的觀歷注入官資中,卻遭到了選司與宰相們的反對。至於理由,則就是集英諸員雖伴駕近侍,但卻功不彰於朝軌、事不明於典章,憑幸注資,恐亂選法!
朝臣們反對理由也很正當,集英館眼下只是近侍備問,甚至連真正的侍臣都算不上,兩名學士李嶠與馬懷素都是以別職在館,下屬的館生有的乾脆連正經官身都無,也實在是無從注歷考核。
若連這樣的存在都納入官資之中進行銓授,那選法的標準就遭到破壞了。如此官資的含金量完全無從體現,難免會遭到魚目混珠的譏諷,甚至還不如擺明了走後門的斜封官。
哪怕身為帝王,也有繞不開的規矩,制度之所存在,意義不只在於能否切實執行,更在於提供了一個行事的是非標準。
這裡面也有一個比較顯著的例子,那就是早年的宰相劉禕之。
劉禕之北門學士出身,原本也算是女皇心腹,卻在武周革命前夕因為反對武則天稱制而遭到殺害,臨死之前還要說上一句「不經鳳閣鸞台,何名為敕」。
人的身份立場不同,所秉承的堅持便不同。劉禕之北門得幸,高居宰執後便要維護中書、門下的制度。雖然最終難免一死,但由此一言可以宣告他是遭到了冤殺,而非確有其罪。
李潼這一次之所以能一步到位的設置勾院,且不遭到宰相與群臣的反對,一則是勾院所處理的乃是舊體制不能處理的新問題,二則此事的確迫在眉睫、事關重大。
如果沒有這些條件的存在,眼下朝堂中怕就要出現兩三個犯言直諫的人,甚至就連朱敬則這個堅持原則的憲台長官怕都要抗拒任命。
大唐官制完整,想要進行全面的改革並非朝夕之功,而且在沒有切實需求的情況下,也實在沒有必要過度殘害原本就已經存在且尚能運行的系統。
無論樞密院,還是新設的勾院,李潼主要的意圖還不是設立新的機構,而是給朝廷灌輸一種理念,那就是遇事置院、連署辦公,繞開原本程事繁瑣的刻碎治事,削減行政的成本,提高辦事的效率。
至於院這種新的行政單位究竟要設置多少,不必刻意的去追求,遇事則置,大臣領銜,事了則罷,悉歸本署。只有遇到了頻繁產生的相同事務需要反覆設院,才最終考慮作為常設的機構保留下來。
眼下中樞制度還需要進行調整,所以院的設置與罷除以及相關事員的任命,自然掌握在李潼這個聖人手中。未來中樞調整穩定下來,可以漸漸的分撥給政事堂。
早朝結束之後,聖駕回返內朝,並在內朝延英殿召見諸宰相併台省官長們,繼續商討事務。
這種情形,又可以引申出一個中晚唐比較重要的決策制度,那就是延英奏對。
中晚唐時期,地方藩鎮割據,中央權力衰弱,皇帝又常受太監挾持,政事堂作為國家政令最高決策機構早已經名存實亡。皇帝便常在延英殿召見宰相併大臣,商討並決策國務政令。
其實這種形式早已存在,早在高宗時期開始,便常常在延英殿召見宰相議事。廢王立武過程中,褚遂良激烈反對廢后而觸怒武則天,暴喝「何不撲殺此獠」,就發生在這一場景中。
皇帝之所以不在外朝召見臣員、或是參與政事堂會議,要麼是威望不足,對朝政情況失於完全的把控,要麼是要做的事情不符合朝論輿情,自然不會去外朝堂與政事堂這些朝臣們的主場。
李潼的情況自不屬於這兩種,他是權威太足,所以懶於追求形式,延英殿地處內朝,講完事情抬腿就能回家,去了政事堂還有各種繁瑣規定。不在自己主場,終究不夠舒服隨意。
當然想擺這種譜,也要臣下們給面子。像是去年拜相不久的張仁願,李潼備好餐食都請不來。不過現在張仁願就乖巧多了,到現在看見烤肉還犯噁心。
不說延英殿的奏對情形,外朝群臣在散朝之後,仍然沒有從設立勾院的震撼中擺脫出來。特別那些相關諸司官員們,他們的衙堂都已經被封鎖,已經是無處可去,算是提前放了年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