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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一系列的紛爭中,狄仁傑也逐漸的被邊緣化。之後朝廷選取幹員分任諸州,主要方向就在於河北諸州。這些外授刺史們除了除了牧民施政之外,還有一個使命那就是招募健勇、興作團練,以作為朝廷在河北的武備基礎。
這一政策的核心雖然重點還著眼於跟陝西道大行台之間的東西對抗,但也是結合了朝廷當下的邊患形勢。突厥骨篤祿兄弟復國起來,便成為北面最大的邊患問題。武周年間薛懷義幾次北征突厥,勞民傷財不說,戰果也是有限。
隨著北方羈縻秩序的破壞與突厥復國勢力的發展壯大,如今朝廷再用兵於漠南,已經沒有了貞觀、永徽以來的那種主動權,很難再一軍出征便一勞永逸。
大唐立國以來,河北之地的民情民心便是歷代當權者一塊心病。早在武德年間,高祖李淵甚至還打算將河北生民遷入太行山以東、放棄對此地的長久經營。這當然只是一時窮困之計,隨著大唐一統天下的大勢越來越明顯,這種議論自然也就不再提及。
但哪怕以開明而著稱的貞觀年間,對河北人也都是警惕有加,太宗素來輕慢山東人士也並非什麼秘密。包括高宗皇帝雖然借重一部分山東世族之力以擺脫關隴,但仍明令七姓十家不得自為婚配,並放任其寵臣李敬玄等與大族合籍,穢其門第。
皇帝李旦雖然當朝履極,但朝政始終混亂不堪,以至於神都朝廷大而無當,軍政諸事處理起來反而不及陝西道大行台靈活且有效率。
迫於行台施給的壓力,皇帝著令河北諸州各設團練,以期達到一個藏甲於州縣的效果。但是對河北士民的警惕這一條創業以來的祖宗法制也不敢肆意逾越,再加上眾多關隴時流充斥於朝中勢位,對於河北士民也是既用且防。
這反映在實際的操作中,就是以幽州總領河北尤其是北部州縣的團練事宜,並以國丈、莘國公竇孝諶為幽州都督而總領軍務。
但河北本身經營多年也自有有其一套秩序,貿然作此改變,勢必要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協調,這其中最為核心的一點就是東夷都護府的歸屬問題。
高宗年間東征高句麗,除了徹底攻滅了高句麗這一東北悍敵之外,也將東北諸夷部進行了一番比較系統的整理,並設置了許多羈縻州府,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東夷都護府。
在竇孝諶外任之前,東夷都護為營州都督兼領。但現在朝廷卻將這一官職劃給了幽州都督,自然就引起了一系列的人事糾紛。
竇孝諶在入州之後,便上奏朝廷營州都督趙文翽驕橫難制、不從管束,甚至不准東夷諸胡前來幽州拜見新任的官長。
對於這一點,皇帝李旦也是煩躁不已。一方面竇孝諶既然已經入州就職,縱有一些人事上的摩擦,那也都是職責之內需要處理,凡有糾紛、動輒上奏朝廷,那朝廷使你何用?
另一方面幽州與營州之間的摩擦,使得幽州作為河北道北部軍政中心的地位遲遲不能確立起來,這也直接影響到了朝廷對整個河北道的領掌經略。
營州都督趙文翽,也是久營邊務的老臣,一旦貿然撤換,朝廷還沒有合適的人選。而且就算撤掉了趙文翽,按照竇孝諶稍遇難題便上報朝廷的作風,也未必就能短時間內完全懾服東胡諸酋。
所以在經過一番權衡後,皇帝才決定將單于都護府大軍調往幽州,為竇孝諶壯勢,同時也是向諸邊胡宣揚朝廷將要重新整頓此邊秩序的決心,以強大軍勢震懾內外悍員。
在做出這一決定的時候,李旦也的確沒有把突厥默啜這一因素加以正視。一則默啜大敗於河曲,短期內應該沒有捲土重來的可能。二則幽州本來就是領控北方邊務的一個重鎮進行經營,單于都護府大軍入境之後,可以讓這進程加快。
皇帝甚至盤算著,如果幽州方面事務進展順利,明年便就可以從幽州出兵,發動一場針對漠南突厥勢力的掃蕩。屆時朝廷也從河東道出兵,從南面與東面兩個方向進行圍剿打擊,即便不能全殲突厥,也能將突厥這些亡余勢力徹底掃出漠南。
一旦戰事進展順利,朝廷軍隊更加可以順勢接掌河曲防務,從關內道的北部對行台加以封鎖鉗制,從而一改此前朝廷在軍事方面始終落後於陝西道行台的現狀。
然而這一通計劃剛剛進行了一個開頭,便突然發生了這麼大的變故。幽州方面還沒有梳理出一個頭緒,河東道北部便先被捲土重來的默啜闖了一個空門。
所以李旦下意識覺得,這件事陝西道行台難辭其咎,舊年河曲一戰,要麼是虛報戰功、誇大事實,要麼就是刻意縱容默啜逃往漠南,養寇自重!
但無論這些猜測成立於否,突厥南來的直接原因就是單于都護府防備空虛所導致的。這件事如果再追究下去,皇帝這一決策者首先是難辭其咎。
但就算是刻意不提,也只是掩耳盜鈴而已。如此大規模且大範圍的軍事調動,自然不可能僅僅只是決於兩三人,當時的決策議論可能都還收存在政事堂的《時政記》當中。
皇帝哪怕再怎麼厚臉皮,也不能承認是為了給他老丈人撐腰才調走單于都護府駐軍,從而給了默啜興兵南來提供機會。
關於如何反攻突厥此次入寇,其實難度並不大,但關鍵是要快。突厥此次入寇,是先襲雲州的單于都護府並於彼境取得甲馬器杖,又意外捕獲了留駐城中的監察御史孫彥高,在孫彥高的帶領下繞過朔州重防幾城,進入嵐州境內進行掃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