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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經過一番訪問後，他們才發現長安居大不易。本來長安城規模便比東都洛陽大了許多，哪怕在城池最為繁榮的高宗時期，城中百坊都沒有住滿居民，特別是西南諸坊有許多整坊俱空，居住需求並不緊迫。
然而如今再看來，長安城卻是百坊滿盈，幾無閒地。甚至就連最偏僻的坊區，都住滿了民眾。至於一些貴坊熱地，則就更加的一屋難求。
之所以會發生這種情況，一則是大量的宅業收為官有，二則就是原本行台政令對居民附籍的刺激。特別是去年行台民爵賜給與丁權發授，規定只要役滿五年，民眾就能因戶籍所在而獲得眾多的惠利。
從垂拱年間一直到行台分陝行政時期，兩京之間本就是人員高速流動。大量關西民眾被遷到河洛地區卻沒有得到妥善安置，而行台方面又極為重視流民入籍，所以其中大部分民眾又重新流回關中。
雖然行台是鼓勵民眾各歸原籍，但無論是實際的路程還是州縣編籍安置的效率、都遠遠比不上長安京畿所在。再加上行台在長安城周邊開設了大量的官造工坊，也急需勞動力的補充，所以許多民眾乾脆就選擇落籍長安。
隨著行台民爵、丁權的發放，籍戶們的黏性被進一步拉升，許多人都盼望著能夠成為真正的長安人，享受戶籍所帶來的種種惠利，更加不願意放棄如今所擁有的宅業。
當然，具體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充滿著各種利弊權衡，只要價錢給得高，不是不可以談。但是當原本價值不過千數錢的偏坊半畝草屋都叫價百數緡的時候，這買賣似乎也沒有談下去的必要。
聽到當地居民獅子大開口的報價，許多後來的買主都不免氣極反笑，只覺得這些人腦筋有問題。
然而賣主們卻仍振振有詞，拍著自家搖搖欲墜的柴扉不無自豪道：「客人所見只是半幅草屋，但對我家卻是興家之所！再過四年丁權到身，老有所養、幼有所教，能知我家不會青蒿立梁，也出一位明經、進士？現錢百緡，已經是冒了家道中落的風險，再要削價，那真是談不得！」
買主們看看那格局狹促、幾根蟲蝕爛木支起的草房，實在觀察不出還有什麼繼續家道中落的餘地，但屋主仍是咬緊牙關不鬆口，也實在讓人好氣又覺好笑。
這種坐地起價的口吻，當然只是刁民無賴習性，但其背後所仗恃的，還是對朝廷政令惠民的信心。眾志成城，長安城哪怕一塊臭水溝爛地，那也是價比千金！守住此處家業，哪怕此生窮困潦倒，誰知幾代後不會門前列戟？
尋常市井間風氣已經如此，至於城中那些貴坊、名坊，買賣雙方的交涉那就更加熱鬧。長安城雖然規模雄大，但講到宜居性卻並不如東都洛陽，但這只是整體上的一個差別，具體到一些特殊的坊區，還是很有可比性的。
城北諸坊因為地近皇城，所以是當之無愧的貴坊，早年間便是勛貴名臣扎堆居住的區域。不過如今城北諸坊住戶大部分都遭到清洗，朝廷劃給百司的官廨公宅大多數便集中在這一片區域，也是為了保證百官免於奔波之苦，上下班方便。
但貴坊未必宜居，否則皇家便不會放著好好的西內太極宮不住，又勞工費力的另造大明宮。真正講到宜居，還是城東萬年縣樂遊原到曲江池這一片區域。此境地勢頗高且水域不少，自然也是城中置業的上佳選擇。
因此許多隨駕返回長安的朝臣權貴們，便將視線落在了這一片區域中，或是派遣家奴，或是親自前往游訪，挑選符合心意的住宅。
不過他們也無可避免的遇到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眼挑花了、錢不夠了。城東諸坊大凡能上眼的宅邸，價格都已經超出了普通人能夠理解的範疇，而且交易起來要更加繁瑣。
當然，對於真正的權貴而言，市場價格從來也不會對他們得到自己心愛之物形成阻礙。權力變現，有著各種各樣的途徑。甚至都不需要他們掏錢，只要流露出對這宅邸感興趣，自然會有人拱手奉上。
千百年來，世情如此，哪怕此世也不例外。所以城東諸坊的宅業易手頻率，反而較之普通坊區還要更加頻繁。
但是很不巧，如今長安城中有一個特殊人物存在，那就是平陽公武攸宜。武攸宜如今官居太府少卿，總掌市易平準事宜，同時兼判社監署事。前者讓他有足夠的權力干涉城中宅業買賣事宜，後者則讓他有足夠的耳目監察相關事宜。
武攸宜這個傢伙也是一個異類，神都革命中大難不死，早早的便投靠了當今聖人，非但沒有遭到閒置冷待，反而在行台中混得風生水起。如今新朝新秩序，同樣又獲得了一個實權要位，大把熱情亟待發揮。
最開始，武攸宜在長安城園宅買賣的熱潮中還乏甚存在感，可是當宰相姚元崇之子姚彝以錢五十緡購得永樂坊數畝園宅、因亂市而被判令歸還時，等待多日不見執行，武攸宜親率府吏直入坊中，拆門拖走。
這件事自然造成了不小的轟動，甚至就連聖人都親自過問，群眾們也都紛紛觀望事態發展。事情最終結果則是姚元崇勒令兒子歸還園業，聖人則親賜甲第一所供姚氏子弟立業成家，以示對姚元崇愛護，但卻並沒有追懲武攸宜。
經此一役，武攸宜「拆門少卿」之名響徹京畿，而城東諸坊圍繞園宅所滋生出的官商賄結之風一時間也為之肅然。而且在武攸宜的建言下，朝廷於太府寺再設宅廄署，專門負責管理園宅買賣相關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