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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去年雍王以嵩陽道行軍大總管出巡嵩山，歸來後不久便在神都發動了政變。魏元忠所治恰恰位於雍王巡察的範圍之內，在這過程中，魏元忠究竟與雍王有沒有聯繫、有多深的聯繫？
可以說單單最後這一點，便宣告了魏元忠政治生涯的終結。甚至朝中一些起復魏元忠的議論，皇帝對此都警惕有加，更不要說將魏元忠召回朝中，授以大用。
在薛稷的開解下，皇帝李旦也自覺有些失態，怒容稍有收斂，只是嘆息道：「宗家孽種喧鬧於外，朝情如今危困難行，所需要的絕不只是薄才自恃的員眾，更需要深明大義的賢良。王孝傑辜負了朕對他的期許，若非嗣通等情義深厚的舊人尚可相謀於事，家國雜務更不知托給何人！」
薛稷聞言後，連忙又謝過皇帝的賞識，然後才又說道：「狄相公所持議論，不失良計。但雍王姿態威壯，誠能收得國中銳意尚武之士的稱許。雍王所以奉表引發如此議論，所恃想必也是在此。
但國中賢能無算，趁此冬集之際，都畿內更是琳琅滿目，也絕不可能人人都崇尚邊情虛功。若將此事付以公論，讓輿情裁斷究竟是窮威邊荒、還是民殷國富更加可取，如此也能更加分明的選擇賢良為用。」
聽到薛稷這麼說，李旦倒是有些意動，但同時也有幾分遲疑：「沽名釣譽、煽惑輿情，此正雍王所以精擅。至今國中仍多頌其狂言舊篇，此中大計閉門議論尚且難決，若付公議，會不會更加的失控？」
薛稷一時間也沒有思考到這一點，聽到皇帝如此自疑，頓時自己也變得有些不確定起來，遲疑半晌後，才又繼續說道：「輿情難控，此誠可慮。若能暫取折中，將時議局限在諸選士之內。選人已經多經世務磨練，論事可免只憑意氣。況今冬大選之年，凡所進言，一旦得賞，即刻察授美職……」
李旦聽到這裡，頓覺此事大有可為。選人們並不是新入官場的萌新，對於事物的看法要更加現實，且不失趨利避害的算計，一旦進言為朝廷所采，即刻就獲得超格拔授，這絕不是夢。
以前程誘惑選人們發出自己想聽到、所需要的聲音，這樣的行為，在皇太后臨朝時期便頻頻有作，且每次收效都非常的好。
有此前轍為鑑，李旦對此自不陌生。相對於行台，朝廷本就有宗法大義的優勢所在，如此更能將這一優勢發揮出來。若能善加操作，那麼雍王此番以難題交給朝廷以作挑釁的行為，便極有可能弄巧成拙，讓行台陷入輿情聲討的窘境中，更加孤立於朝廷之外。
君臣二人都覺此計大有可行，在確定了這一思路後，便開始認真的討論細節，爭取讓雍王自食惡果。就算做不到這一點，通過群眾表態，也能在今年的銓選中挑選出一批對行台有所牴觸的才士充實進朝廷中來。
皇帝降題，徵求策對，這也算不上是什麼罕見的事情，本身就屬於整頓統治階級隊伍思想、順便選拔賢良德才的行為之一。
因為並不能確定這一計策收效如何，畢竟皇帝李旦也是第一次操作，所以略作保守之計，甚至不將之作為專門的策問命題，不經中書制敕，僅僅只作為門下省一項問政應答，在命題擬定之後，由門下省加以下達並收取投書。
所以當狄仁傑得知此事的時候，皇帝的這一樁問政命題已經在諸選人群體中小範圍的傳播開來，甚至狄仁傑之所以得知此事，都是在準備銓選事宜的時候，由前來錄籍報備的選人告知。
得知此事後，狄仁傑一時間驚詫不已，繼而心情就變得複雜起來：「中書掌制，君命竟有不知？」
中書省正是皇帝的喉舌，是朝廷百司中與皇帝交流最為密切的要樞所在。老人瑞王及善在擔任中書令的時候，甚至由於皇帝一日不做召見便請辭。
可現在皇帝直接越過了中書省、通過門下省降策問政，這往小了說就是不合制度，往大了說就是自絕於臣員，狄仁傑對此自然驚訝不已。
但除了自身遭到疏遠這一點感慨之外，更令狄仁傑感到無語的是，行台作此陳奏，一個相當重要的意圖就是要通過朝廷群議難決來拖延今秋貢賦的解運。現在皇帝主動將此事公之於眾，什麼時候能討論出個結果出來？
所以狄仁傑當機立斷，直赴門下省，打算就地封存所有投獻的策問之書、不准將之運入禁中。
可是當狄仁傑來到門下省的時候，第一批收繳上來的策問之書已經送進了大內，且皇帝也在不乏期待的開始翻閱這些選人獻書。
然而看著看著，皇帝心情就變得惡劣起來，直接甩出一篇策文，怒聲問道：「選人陳子昂何人？」
薛稷忙不迭將那篇策文撿了起來，匆匆一覽，臉色也變得難看起來。文辭以論，陳子昂這篇策文的確出色，但內容則就一言難盡，策文直言朝廷既然割權授給陝西道大行台，此類事務自當行台任之，如今垂問選人，只是多此一舉。
如果說這一層意思還只是讓人氣堵，那麼接下來抨議朝廷用人的話就足以令人火冒三丈：朝廷不謂不能得人，實則不善任士，此宰相之失……這話雖然抨擊宰相，但直接打臉的卻是當今皇帝。
「陳子昂此人，舊曾獻《諫靈駕入京書》……」
聽到薛稷這一回答，李旦更加惱怒：「此類強辭投幸之孽才，也能獻入朝廷為用！革其籍名，永不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