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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朱怡成看來，老人家一句話說的非常好，革命工作無高低貴賤之分，只有分工責任不同。只有徹底消除了這種傳統概念，那麼這社會才會進步起來，國家也會越來越強盛。

　　  當然了，當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會有新的階級產生，但相比而言，那也是一種進步，這種新的階級取代舊階級是社會進步的必然因素，也是不斷給社會帶來活力的推進劑。

　　  第二件事，關於賦稅和貪腐問題。這兩者可以說是一點，從目前情況來看應該還算不錯，無論賦稅方面還是貪腐都控制的比較好，當然也是因為大明初復不久的原因。

　　  一個王朝或者說一個政府，從一開始總是有些新氣象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陰暗面就將逐漸暴露出來。可以說，歷代王朝都逃不過這些問題，王朝的統治者一直在和這些問題進行鬥爭，所以才有那麼多因為賦稅而爆發的戰亂，甚至財政崩潰導致的王朝更替，也有不斷腐敗到反腐再到腐敗連續不斷的惡化。二者合一，形成了一個永遠也走不出去的怪圈。

　　  這些問題其實到二十一世紀依舊存在，朱怡成也從來沒有奢望能夠徹底解決問題。他只是希望能把問題控制在一個範圍內，這也是他建立鑄幣廠和銀行以控制金融，減少損耗，然後又以養廉銀方式減少貪腐的主要目的。再加上各項監察制度的建立，還有手中錦衣衛的控制，以做到有效的防範。  

　　  但這些依舊不夠，對於監察的嚴格還需要有一定的群眾基礎，其實歷代王朝統治者也想到了這點，這也就是民間所謂「告御狀」的形勢，但這種形勢往往只是形勢而已，經明朝一朝，也就是朱元璋在位時做到了，但以朱元璋的強勢卻也未能杜絕這種情況，其難度可想而知。

　　  所以，要實施這種方式還需要兩點，一點是言路的暢通，第二點就是三方的監督。開民智，保證言路暢通，再加上非官方的第三方監督是必要的。雖然這無法徹底解決問題，但能夠保證以最大限度把問題控制在一個範圍內，這就是朱怡成所需要的。

　　  既然談到了以上兩點，尤其是第二點，那麼就不能不說第三件事了，那就是言論。

　　  前面說過，文人嘛，善於用嘴皮子和筆桿子，言論是一個好東西，它既有好的一面，可同時也有令人害怕的一面。適當地控制言論，或者說引導言論，這是統治者必要的手段，也是穩固統治的有力武器。

　　  更重要的是，如今大明還未真正獲得天下，這天下最強大的對手清廷依舊擁有比大明更為雄厚的資本。朱怡成心裡很清楚，一旦有所失誤，那麼所帶來的結果很可能是無法挽回的。許多勝負不僅是在戰場，更在戰場之外。

　　  清廷在神州還有大量的地盤和充裕的人口，清廷依舊以正統自居，神州大地上，許多人依舊還願意做清廷的奴才。至於那些義軍，無論是祝建才或者是川中的王致清，他們所用的手段是用宗教來控制，在所被控制的人中，他們當然視之為「救世主」，沉浸在打造一個極樂世界的幻想之中。  

　　  那麼在這種時候，言論就極其重要，或者說宣傳。只有用這種方式來告訴自己的臣民，同樣也告知這神州大地所有的老百姓，爭取他們的民心，這才是最好的辦法。

　　  為此，朱怡成決定在除六部和總參謀部之外再成立一個部，而這個部就叫宣傳部，宣傳部顧名思義就是以言論出發，控制和利用宣傳的部門，但這個部究竟用誰來負責，關於這點朱怡成手上卻沒有人，為此他委託廖煥之和鄔思道等人看看有誰值得推薦。

　　  第0236章 特殊人才

　　  對於此事，廖煥之和鄔思道等人不敢怠慢，宣傳部的成立以及作用他們自然一清二楚，當即為朱怡成尋找起合適人選。過了不到半個月，終於有一個適當人選，當朱怡成看過此人資料後決定親自見一見。

　　  「你就是汪景祺？」

　　  這一日，朱怡成在偏殿接見了汪景祺，汪景祺字無已，錢塘人士，其父曾經當過清廷的戶部侍郎，但因獲罪早已去職，其兄如今在北京任職，是個六品京官。汪景祺這人少年就在鄉里頗有才名，但其性格孤傲，本以為自己文采年少就能得志，卻不料科舉異常艱難，直至去年，年近四旬的汪景祺還只是一個秀才，多次赴試卻連舉人都未考中。

　　  大明在南京開科舉，本以汪景祺的出身他應該是不會來參加的，畢竟其父在清廷曾經為官，而且其兄如今也在北京當官，但汪景祺這人偏偏不顧家人反對獨自跑來南京參加科舉，這一考居然就被他連考中了進士，如今在禮部任了個六品主事。  

　　  「回皇爺，微臣正是汪景祺。」站在下首的汪景祺見了朱怡成並無半點慌張，依制行了個禮後聲音鴻亮地回答道。

　　  「賜座。」

　　  「謝皇爺！」汪景祺在小黃門搬來的圓凳坐下，他一屁股坐的是四平八穩，根本沒有那些普通官員的誠惶誠恐，僅憑這一點就讓朱怡成暗暗滿意。

　　  「汪景祺，聽聞其父曾在清廷為侍郎，而其兄如今也在北京為官，按理說清廷對你汪家也算不錯，你也算是官宦人家，那你為何偏偏要考朕的進士，來當大明的官呢？」朱怡成開口就問了一個問題，而且這個問題是令汪景祺比較難堪的，但同樣也是必須要問的，因為如果用此人的話，汪景祺對於大明和清廷究竟是什麼態度這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