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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今日之病徵而下藥，是勛主要教導學生們要明確「華夷之辯」，並且警惕「夏變於夷」，在兼併和融合外族的問題上，不可只看表面（用中國禮儀、服章），而要看到深層（是否真正改變了生產和生活習慣）。而且這不是一兩代人就能夠解決的問題——「楚之附周，在文王之世，而尚溺昭王漢水，問九鼎洛陽，至秦收之，始入中國。乃知用夏以變夷，亦當行之數世，始驗。」
若是能在保持包容性的前提下，提高對外族的警惕心，或許不會再蹈「五胡亂華」之淵藪吧。
宣講完畢，即使學生自由提問。突然間站起一人來，詢問道：「聞先生盟拓跋而使雄漠南，收其酋為假子，有諸？何與所言相悖耶？」
第七章、為曹造勢
是勛對於四夷的態度，除時論所有的鄙視外，更加一重警惕小心，他告訴學生們，別以為夷狄只是慣常在你家附近轉悠，時不時蹩進家裡來偷條小魚的野貓——雖然是勛在這年月還並沒有見過貓，更沒聽說過有家養的貓咪——你要是一個不當心，這野貓就有可能搖身一變，化作豺狼猛虎，不但偷腥，還會吃人哪！
所以在這種觀點的指導下，是勛還跟拓跋部打得火熱，親引拓跋等五部入降於漢，同時收了拓跋力微（是魏）做假子，就確實有點兒讓人不太好理解啦——你所言與所行確乎如一嗎？
不過對於這個問題，是勛並不需要假意撇清，甚至不需要細緻分析，他只說了幾個字：「權也，用也。」這只是暫時性的舉措，是為了利用他們。隨即想一想，又補充一句：「四夷合，中國之禍，四夷分，中國之幸，斯謂以夷制夷是也。」
理念和手段是必須加以區分的，既統一而又矛盾，過於執著理念，手段生硬，那是迂腐，完全不擇手段則必然使理念淪喪。我正是因為警惕外夷，想要分化之、打擊之，進而融合之，所以才先拉一幫來打另一幫，這與我的理念並不相悖啊。
今天講「華夷之辯」，其它的課程當中，是勛又販賣過很多特別的理念，比方說商業問題、工業和技術問題、政府職能問題，乃至於比較粗略的自由、平等、民主等等概念。講課比起辯論來要簡單多啦，主要就在於老師可以隨時打斷學生的言語和思路，但當老師長篇大論的時候，學生卻不舉手且不得允許，不可發言。所以只要預先備好了課，從儒家經典中搜尋對自己有利的語句硬塞進去，搜尋對自己不利的語句嘗試曲解，再怎麼詭異的理論都可貌似成理也。
再說了，就目前而言，無論是這些太學中的學生，還是領了號來旁聽的士人（估計魚他一定暗中收了報名費了，是勛不但在旁聽生里沒有見著一個平民，甚至也沒有見著一個衣衫鄙舊的窮書生），絕大多數水平不過爾爾，真提不出什麼特別的問題來。就剛才那句「聞先生盟拓跋而使雄漠南，收其酋為假子，有諸？何與所言相悖耶？」就算問題中比較尖銳的了。
但這些人不管再如何平庸，一旦聽了是勛講課，出門之後必然威風八面，還會本能地四處加以宣揚，是勛的理念就會因此逐漸傳布出去——而且還是單方面地傳布，因為這些學生並不具備對異論的辯駁能力，人若詰問，肯定說：「此宏輔先生所教也，汝若有疑，且去問先生。」但你真能跟是勛說得上話嗎？你真能順利領著號嗎？
除了塞私貨，宣揚自家理念之外，其實是勛如此大張旗鼓地開講，還蘊含著另外兩重目的。一是繼續鞏固古文尤其是鄭學的統治地位，同時也使其反過來哄抬自己在士林中的聲望——雖說鄭學經他那麼一歪曲，是不是還能算作鄭學，甚至還能不能算作儒學，都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其二，那就是儘量保持儒家的社會性功能。要知道儒至魏晉而一大變，主要就在於從曹操開始，大搞特務政治，鉗制漢季以來甚囂塵上的民間輿論，至司馬氏掌權而達到黑暗頂鋒，從而使得儒士不敢臧否國事，清談之風一時席捲。玄學並非一無是處，但確實是對傳統儒家的反動，從此儒家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基本上放棄了它的社會性，而只專注於個人修養。個人修養不是不重要，但脫離了對社會的分析和改造，光關起門來自省吾身，那還有什麼意義？
其實吃多了五石散跟地上打滾兒，光溜溜跟家裡呆著還罵客人鑽了自己褲襠，類似荒誕言行，亦蘊含著對黑暗現實的不滿和對保守社會的嘲諷。要是連這些荒誕言行都沒有，那儒士就真徹底變了鄉愿啦。
當然是勛不是沒有想到過，自己這麼做很可能影響到曹操鉗制民間輿論的政策——漢季的民間輿論有點兒太過頭了，直接威脅到了政府的統治甚至國家的統一，曹操乃欲壓制之也，但就此矯枉過正，反而使得全社會死水一潭——但一來他的身份終究與旁人不同，魏之初興，言論鉗制也還並沒有那麼嚴重。所以後來王肅都敢跳出來挑戰鄭學，曹叡則用董昭言，嚴禁「浮華」，罷免諸葛誕、鄧颺輩。這要是擱在晉朝，浮華已成全社會，起碼是全儒林的風氣，而誰能禁之，誰願禁之？
所以是勛才敢於站出來說話，敢開大課，講論經義，甚至臧否時事。另一方面，他也時不時地在講課中摻雜進一些對曹氏篡漢有利的理論，比方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比方說認可伊尹囚太甲、霍光廢昌邑，比方說「天命無常，唯有德者居之」。他知道講課的基本內容，肯定會有校事秘偵，完了稟報曹操知道，那麼仁者見其仁，智者見其智，曹操說不定會以為是勛的主要目的是給自己造勢，此亦未可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