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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李素梳理了一個「目前還沒實施，但未來可以考慮」的土地變法大綱草稿。誰讓劉備知道李素對於政治設計總有奇思妙想，遠見非凡。

　　  所以這份大綱草稿裡面的內容，也不用太嚴謹負責，純粹就是些空想和啟發，都屬於不知道猴年馬月才能條件成熟的。

　　  比如，劉備既然跟李素聊到了土地稅賦政策的理想狀態是「履畝而稅」。

　　  將來若是時機成熟，最好把田賦改為只與百姓實際擁有土地量掛鉤、而現行人頭稅里的那部分糧食稅則要剝離出來，從此人頭稅只征錢（絲織品）和徭役。

　　  那麼，具體將來的田賦該如何界定、該不該按照田地質量區分上田和下田來微調單位面積理論稅額？

　　  如果未來王朝存續時間久了、土地兼併問題再次惡化後，失地農民重新成為佃戶時，是不是該出台一些保護佃戶、限制地主最大收租比例的法律條款？

　　  如果定了這樣的條款，萬一人口爆炸人口密度太大，農民瘋狂內卷搶奪租佃機會，自願繳納比朝廷規定的地主能收的最高租稅上限還高的租子，朝廷又該如何處理？

　　  這些問題，都是可以先腦洞推演一下的，留個草稿以備將來萬一用到。

　　  加上在討論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李素也恰好談到了他自己做地主的一些經驗心得。（其實是甄家做地主的心得，李素的封地和莊園都不會親自打理，交給小妾的家人打理了）

　　  他自忖他家的私有莊園的運作，已經算是比較寬待佃戶和僱農的了，這些做法都可以借鑑。

　　  最後，李素給了劉備幾條大而化之的推演經驗：

　　  首先，政府願意在適當的時候，規定地主給農民租佃的最高田租比例限額，這是有好處的。

　　  就好比後世近代幾乎都有減租減息，甚至海峽對岸還有「37.5%減租」的變法，控制地主的最高租率。

　　  而李素覺得在帝國時代，用法律把這個最高租率定在四地主六農民就很仁慈了，比曹操目前的五五開還少一成。

　　  如果將來有地主階級違反這個最高租率，被人上告了，官府就可以出面懲戒。只要大多數地主階層還願意守法，這種懲戒也不至於引起亂子。

　　  而且，終劉備和李素這一生，這操作估計是用不上了，只要留下備忘錄，將來啟發一下後世子孫即可。

　　  因為這種情況至少百年之後才會出現。眼下剛剛戰亂將終，人口壓力小，不會內卷到農民瘋狂搶奪租佃權的情況。  

　　  同時，李素也啟發性地讓劉備自己想明白這些道理，那就是政府不能搞一刀切、不能指望宏觀調控完全替代市場的自然調節。

　　  如果真到了人口極為稠密的年代，農民非要內卷不可，政府法令規定田租上限是沒用的。

　　  到時候只會逼得地主不得不用別的綜合條件去衡量、把田租給誰不租給誰。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比如政府強行壓住地主只能收四成地租，那他就會一律按照四成的價位招租，然後再看看農民能給的其他附加條件。

　　  到時候，說不定就是甲乙兩個農民都肯出四成地租，但甲農民更伶俐來事、肯當狗腿，地主就把地租給甲，讓乙餓死。

　　  當然了，伶俐來事肯當狗腿，那也是一種本事，甲農民因為本事更多而活下來，也不算不公平。

　　  可就怕問題繼續惡化，將來地主考量的是「甲乙兩個農民誰的老婆女兒更漂亮，而且願意在付四成地租後再額外把他老婆女兒也給我睡」，來決定租給誰，那就沒有下限了。

　　  所以，政府以法律形式規定最高地租這種事兒，是必須有其他行政能力配套來保障實施的。

　　  如果配套保障不夠，那就得適當尊重市場，給法律開一個雙向選擇的口子。  

　　  這個問題上，李素就自然而然想到了他家的經驗，建議劉備將來可以把土地地租管理分為「基本農田」和「經濟作物農用地」，然後區別對待。

　　  對於種植糧食的基本農田，就嚴格執行政府上文規定的最高地租，哪個地主敢違反，就直接處置。

　　  與此同時，區分了基本農田和經濟作物田後，對於農民實在內卷得厲害的地區和時間點，那兒的地主選擇面實在太大、賣方市場實在強勢，那就允許他們轉為經濟作物莊園嘛！

　　  比如種植茶葉、蠶桑這些的，乃至像甄宓那樣搞租地給佃戶、僱農包銷全種蔬菜的，都可以定義為經濟作物莊園，法律還可以規定這些莊園可以用靈活的地租計算方式。

　　  當然，這個法律肯定得配套一項政策，那就是政府得設一條紅線，強行規定地主超額持有的土地里，基本農田和經濟作物田的比例，來保證糧食安全。

　　  如果靈活一點，還可以搞總量控制，在地方上搞配額交易。

　　  這個腦洞開得有點大，很多年內都不一定用得上，所以劉備乍一聽時還不理解，李素就拿他自家的經營模式來舉例。

　　  原來，甄宓之前為了讓長安雒陽周邊的百姓、肯乖乖聽從安排、把全部租種的地皮全部用來種菜，也是給了相當的惠民政策的，還把地租藏在了一些比較隱蔽的徵收方式里，讓農民交租的痛苦感變得隱性一些。

　　  具體是這麼操作的：甄家承諾，只要僱農把全部租的地拿來種蔬菜，甄家就不直接收取地租，讓農民白種甄家的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