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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順乍一聽還有些詫異，他性情嚴謹，怕黃權亂傳使命。但黃權給他看了一封手諭，是劉備心細提前給的，意思就是「李司空有任何關於此次討論練兵事宜的建議，黃權回程時可直接安排相關將領照做，不必請示旨意」。
劉備也知道遠程辦公往來一趟半個月浪費時間，而李素的建議肯定都是好的，要充分放權，這也算是特事特辦。
高順看了這個提前堵漏的聖諭，也是不禁感慨，內心對於皇帝對司空的信任程度的印象，又加深了一層。
回到長安後，黃權再把跟李素的討論全部轉述解釋一遍，這次劉備倒是沒有再對李素的軍事意見部分有任何疑問，基本上直接看了李素的「討論過程會議紀要」，就全盤接受、正式批准實施、備案留中。
由此，劉備還忍不住感嘆了一句：還是伯雅會做事，知道遠程時隔半月君臣議事，就該把臣一方的「會議紀要、決策過程」都曬出來，便於皇帝查看，也省得讓傳遞消息的使臣口頭解釋太多，不怕傳錯話。
上次諸葛亮的建議，就有點不夠周全，至少決策過程沒有都形成到秘奏上，一部分還要依賴黃權的口頭釋疑。
於是劉備隨口一說，讓黃權下次記得關照諸葛亮：河東河內那邊，再有任何需要朝廷全局配合的議題，在秘奏的時候，記得學學你李師寫會議紀要。
然後，從這年夏天開始，諸葛亮也成了會議紀要的第一個「受害者」，開始學習模仿老師的辦公文體，把決策討論過程都附在附錄上。
（註：稍微澄清下。在正式朝議上，每個大臣在君前說了些什麼，也都會被秘書郎記下來，但僅限於朝議。至於臣子的奏摺，是不用寫討論決策過程的，皇帝也不看）
且不說這些長遠影響，單說劉備全盤接受了李素對擴軍練兵部分的意見後，繼續往下看工商稅改革，然後很快也不得不承認，李素的謀劃比他一開始拍腦門的想法要持重得多，也更循序漸進。
李素建議劉備：今年絕對不能立刻開徵新式工商稅，不能試圖形成常法，那樣反抗太激烈了。第一年應該放出風聲後，承諾「即使要進行這個改革，也得從後年開始收，今明兩年肯定照舊，給民間適應期，同時利用這段時間討論新商稅的具體實施方案。」
同時，放出這個風聲後，朝廷可以先做出承諾，今年仍然以富商和勛貴產業的主動帶頭認捐為主。但所有的認捐，到後面都能抵扣翻倍的免稅額度。
比如今年捐了一億錢，後年這家巨富勛貴的年稅前利潤是五個億，按照稅法要繳納一個億，那麼這一億就不用交了，甚至大後年還是一個億稅，可以繼續抵扣，抵掉兩年。
這樣也是為了分化瓦解富商豪族勛貴系統，讓主動投靠的分享更多減免。
當然稅率的具體算法，肯定後續有時間可以慢慢再討論，不太可能真的按照「純利潤按比例納稅」的辦法，畢竟這個時代沒有相應的會計制度，也算不出對方的純利潤是多少、成本是多少。
所以，從類型上來類比，工商稅收的肯定不是「增值稅」而是「營業稅」，就按照漢朝舊制，從目前的「市稅」上改。
這些具體說起來就複雜了，真到這一波仗打完再說。
反正漢朝此前就是有作為常法的「市稅」（在特定市場區域交易，收2%交易稅），以及理論上作為法外臨時措施的「關稅」，但絕無手工業生產環節的稅，未來肯定要慢慢梳理、統一。
（關稅在春秋戰國時以過諸侯國之間的邊境關隘才交，秦統一後理論上都是一國，不該繳關稅。漢初也為了政治正確，顯示天下一家商人流動沒有『出境』，所以也不收關稅、只收市稅。
但西漢後期沒錢花了，加上東漢大部分時間，都事實上法外恢復關稅，也是每過一個郡/封國邊境、或者朝廷有都尉駐軍的關卡，收貨值的2%。進入戰亂後各方諸侯為了籌措軍需，再法外加重比例，也都很正常，有加到10%甚至更高的。
另外一貫以來的「市稅」也只是理論上按營業額交，實際上是有監管市的官吏、行會組織包稅的。也是因為查帳困難直接徵收成本太高，包稅人就按照去年這個市的銷售額估個數字、給官府交2%，官府認了就行。
類似於日本戰國時的「座」，或者西方的「同業公會」。信長遊戲裡的「樂市樂座」其實就是取消市的包稅官，諸侯直接對商人統計交易額、直接徵稅，不讓包稅中間商賺差價。）
這麼複雜紛亂的徵收方法，也沒個穩定的制度，每一環節的統計都有很多貓膩。如果劉備和李素未來能把統計手段嚴格起來、稅的種類合併、去掉不合理的中間承包人牟利操作空間、而且做好朝廷中樞和地方的利益分配。
那麼，相信哪怕稅率的百分比看起來稍微提高几個點，甚至一成，商人的反彈也不會太激烈。
至少現在先把「合併稅種、減少中間環節」這個大思路先宣布出去，造勢爭取更多的理解。
……
茲事體大，劉備想全盤接受李素對軍事和財政方面的修改意見，但他也不會真的「偏聽則暗」，所以只是把那些還沒要實施、比較遙遠的部分，暫且摁下保密。
而那些即將實施的部分，只要不涉及軍事機密，就跟鍾繇、荀攸和法正都討論了一下，讓黃權也出席幫忙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