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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直此番學信義之用，到了實踐施政時卻再次動搖，認為『對付本身歷史上也曾使過詐的敵人，就可以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說白了，就是被韓非的『當今爭於氣力』論所誘，覺得越到後世，道德愈發淪喪。所謂人心不古、世風日下。人君倡導信義，也終究只是一時肅清風氣，不得長久。
所以，要破除這種邪念，關鍵是要分清信義之用的界限，並且分清人性善惡的界限，從孟、荀、韓三論中尋找真諦。陛下若是有暇，臣願由實向虛，先論實政，再論綱常。」
劉備聽到這兒，也是放下筷子，正襟危坐：「賢弟儘管細細道來，今夜朕也不覺睏倦，不把此中道理想透徹，怕是難以入眠。」
李素就先還是從秦始皇和六國時期的實例，來分析無信的法理對錯細節：
「臣還是以孝直質疑的秦亡說起。春秋戰國五百年，可謂就是一部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典範，每到末世，道德愈發淪喪。
所以，要在最後的七國里，找出一個『完全沒有使詐失信過的國家』，還真是找不出來。所以從純粹的信義論角度來說，活下來的七國，多多少少都有可亡之罪。真正的君子國，早就如宋襄之仁的宋國那樣滅了。
但如若天下為政修史者就停留在這個層面、和稀泥，學韓非崩壞道德，那人性和治國就真沒救了。我輩治學窮究天道，當然要分清其中惡性程度，儘量揚善貶惡。
所以臣苦學剖析，得出諸國『無信之惡』，也是有本質不同的。這個分界線，就是是否試圖『滅史滅法』。換言之，無信有兩種，一種是願意付出失信代價的無信，一種是不願意付出失信代價的無信。
前一種無信，多多少少是免不了的，是人之常情，不可苛求。正所謂人孰無過，人一輩子怎麼可能一句謊都不說、所有說到的事情都信守諾言？
而一味崇尚韓非之學者，就喜歡抓住這點攻訐人性，認為所有人都只是失信程度輕重，本質並無區別。然後鼓勵所有人都無信。
但我們必須看到，這種『無信』是會付出代價的，而且絕大多數已經付出了代價，換言之，這種無信，只是一個與『天道大義』的交易。
很多人是知道自己做不到諾言，或者說謊，會付出什麼代價的，而且願意付出這個代價。
這種時候，對於其無信，只要依法處置、依天下公義討伐，贖清其罪即可。
六國歷史上失信的時候，他們知道自己會被『天下公義』懲罰嗎？這是知道的。
齊趁燕王禪讓偷襲伐燕，為天下共不齒，後來齊為樂毅反撲，幾乎亡國，就是付出了代價。
其他例子還有很多，但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做出失信行為時，是有一套『國際法』或者說『天下法』來懲戒他們的，他們知道逃不脫天下的譴責。
秦之失信，則有明顯的膨脹過程。早年的秦，也不敢失那些導致天下全體反噬過猛的信，但到了晚年，變本加厲，有很多無信就是因為認準了『這是最後一戰，歷史將終，從此再無天下法可以約束』，而額外失信……」
這個道理比較難講清楚，李素足足花了很久，把自己的現代語言換成古代例子，中間還有諸葛亮幫他完善，才算是讓劉備聽懂。
不過，李素後面這半段話，如果用現代語言說給其他上帝視角的看官看，那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
有現代法治理念和接受過基礎法理學教育的，都知道，法律說到底也只是一場「強制約定交易」罷了。
換言之，法律立在那兒，甚至包括國際法原則、國際公約立在那兒，是讓人不去「犯法」的麼？
當然不是，如果一個人有思想準備，知道他犯某個法會受到法律的懲罰，但他就是苦大仇深非干不可，想得很清楚，
哪怕他知道報仇之後要被槍斃，他還是去干，那他就是在做一場「法定交易」嘛。
最可鄙的是那些沒想清楚自己法律行為後果，抱著僥倖心理，覺得法律沒用，結果被制裁了還哭哭啼啼的垃圾。
做生意也是，合同法如果寫了某類合同沒約定違約金的、你違約之後賠標的額的20%，然後你算了下發現寧可賠20%也比繼續執行合同賺，那就依法違約、大大方方賠錢好了嘛。
誰會看不起這樣的商人嗎？不會的。這就叫「知道自己的行為要付出什麼代價，而且做好思想準備去付出這個代價了」。
所以，「違法」和「滅法」是不一樣的。
秦的案例，在李素的分析里，要分成兩部分，前一半是「一般違國際法」，那些已經付出過代價了，就跟其他諸國也有違背天下道義、遭到國際譴責甚至被行俠仗義圍攻。
後一半是「滅法」，秦是在發現自己有希望滅了國際法，滅了天下公義、國際輿論的前提下，變本加厲到毫無顧忌。
可犯可不犯的事情只要稍稍有利就犯，就像柏拉圖寫的有了隱身衣的人一樣肆無忌憚。
滅法的代價，就是秦亡了，很清楚，天下人受不了了。
就像顧炎武說的，朝代更替有「亡國」，有「亡天下」。
亡國者，肉食者謀之，亡天下者，匹夫有責。
秦雖然不是異族統治，但從當時其打爛一切其他社會規範秩序這個角度看，也算是遭到了「亡天下」級別的反抗，所以連天下匹夫都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