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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宋朝是「士大夫共治天下」，君主沒法獨裁，也沒楊廣的魄力和動員能力，加上當時修這條短短四十公里（八十里）的運河時，遇到了一些工程困難，所以沒這個決心搞到底。
按照原本的歷史，這條穿越方城埡口（漢朝叫堵陽縣，位於博望和葉縣之間的山坳里）的運河，一直到20世紀末，「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時，才下定決心修完。
現在李素建議修通這條運河，益州種田多年的物資，就能直接順著長江運到南郡，然後甚至都不用去武昌，可以從南郡直接到漢津口然後逆流到襄陽——
因為漢末雲夢澤、夏澤、夏水這些航道還沒徹底淤塞，之前孫策偷襲南郡的時候甚至都走過。走江陵到漢津，能比繞武昌再額外節約往返九百多里路。
然後就是從襄陽轉入淯水經新野入運河、經昆陽後沿著潁川到鴻溝。蜀地積蓄多年的富庶物資可以支援黃淮戰場的消耗。
也就是說，益州的物資到江陵集結後，有新運河的情況下，走北線從江陵到許昌，總里程才剛一千里出頭。
沒有新運河，走長江繼續順流而下、濡須口轉合肥轉壽春，是兩千八百里。如果壽春再繞回來到許昌的話，逆流走淮河和潁川，還有八百里——當然實戰中肯定不會指望圍攻許昌的時候，要從合肥運糧過來，那太誇張了，沿途八百里敵占區都已經先鑿穿了。
但不管怎麼說，益州物資往未來的司隸中樞地區調運，新運河節約兩千多里水路路程是肯定的。
而且，不能因為歷史上後來宋朝放棄了修這個運河，就覺得這個運河不重要，因為那就等於倒果為因了——
宋朝的時候，江南吳地的經濟發展已經很好了，而且朝廷放棄了一貫建都雒陽，東移到了汴梁，就是儘量靠近鴻溝，靠近大運河，吃漕運來保障首都。吳地夠朝廷吃，也就沒必要非得再降低蜀地物資到中樞的損耗。
另一方面，運河和一個地區的經濟發達程度，並不是「這裡已經發達了，所以運河修過來掠奪這兒的物資」，而是「先把運河修過來了，所以運河沿岸才發達了」。
楊廣和唐朝前期，經濟中心全在河北。後來北方打爛之後吳地能在五代十國到宋飛速崛起，是因為運河溝通了河北中原和吳地，另兩塊打爛了，當地的資源當然要沿著運河往吳地傾斜、迎來「吳地大開發」。
如果李素修了方城埡口的運河，說不定以後再有北方戰亂、資源大舉避亂南下，就是導致「荊楚大開發」和「蜀地大開發」了。
就好比近代百年，有些人說江西是「阿卡林省」，是不適合發展才沒人來連接他們，是彩禮多導致外省人繞著走，但這個看法一開始就因果倒置了——
如果歷史能假設，晚清修粵漢路的時候，走九江而不是走長沙，那說不定湘贛二省一百年的經濟命運就倒過來了，反正只要南北大動脈上發展一個省就行，但具體是哪個省，歷史本身並沒有傾向性。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歷史是可以擲骰子有偶然性的，第一條鐵路偶然修經哪個省，飛輪效應轉起來了，後續資源就馬太效應往上堆疊。
……
這一世的劉備起家於益州，他打出去之後，遠離了益州，當然要從地理上設法改造、杜絕龍興老巢將來再出現新的割據者的可能性。
尤其是李素這個總督南方數州事務的總督，法理上即使劉備特許延長，也就兩年的任期。明年李素肯定是要交還南方之前總督的一部分州的治權。
如果李素都交出了對益州的軍事控制，劉備本人也不在，關羽張飛趙雲也要在前線帶兵，他應該從制度方面就杜絕後患。
把這些方方面面的利弊都想清楚之後，劉備和荀攸法正都不得不承認，李素請求在這種年頭、下決心修完這條運河，也是很有道理的。
原本不太划算的事情，把軍事帳、長遠治理成本帳、借著戰時體制的動員便利性帳、外加外交計策欺詐帳都算上之後，四本帳的總收益，已經超出了修築成本。
這個被李素多年前就跟劉備吹過風的計劃，總算是借著四帳合一，到了砸成本的階段。
劉備拍板道：「這事兒就按照伯雅的做，光復雒陽之後，袁紹的潁川、汝南必成飛地，我們就趁著袁紹動搖是否要把這兩地防務委託給曹操的契機，提前動手開始安排這些事兒。
反正朕本來就打算雒陽光復便授伯雅司隸校尉。此番信使回去宣旨之後，讓伯雅把南方安排好，擇時回一趟長安復命。等雒陽那邊消停了，他就可以去雒陽上任了。
南陽郡與雒陽接壤，他繼續兼管高順那邊的事兒也方便。領了司隸校尉後，他對益州、滇州的總督權，就到今年年底為止了。明年開始交還益、滇、交三州總督權。
保留荊州、揚州的總督權和司隸的監察權，到時候把司隸校尉改為兼司隸的總督權，就總督司州在內三州之地。
子龍年底要趁著涼快去平林邑，伯雅的交州總督權交出後，可以全權轉給子龍，從明年正月算起，具體任期視交州收復進度和林邑剿滅進度而定，如果快的話就一年，慢的話再加一年。
兩年後，必須收回子龍對交州的總督權，到時候如果吳地生產民生都有恢復，有積蓄髮動對淮南的北伐，那就把子龍移為總督揚州事，把伯雅的揚州總督權也收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