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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連續幾年減半征、按比例減征」這種餿主意，李素是不會給劉備出的，就算李素這麼拍腦門，以劉巴的智商也肯定會勸諫。
這個邏輯現代人或許難以理解，但漢末的古人非常理解——徵稅是需要成本的，官員、稅吏、兵丁，一層層人手動員下去催繳，收一半是那麼多成本，收全部差不多也是那麼多成本，高不了多少。
所以，既然收了就收足，要不就乾脆一整年某塊稅源直接砍掉。
別搞半吊子，花兩次徵稅成本、卻只征上來一次的量，這不受二茬罪麼。
……
當然了，即使是設計到如此微妙的徵收減免、體恤百姓。
可如果朝廷的治理能力和經濟建設水平沒跟上的話，擱大漢朝十幾年前的舊國情、這樣的減免比例，就幾乎相當於一切全免了，朝廷肯定會難以運作維持。
但對章武六年的大漢來說，所有人頭計稅的稅賦徭役全免，還不至於徹底傷筋動骨。因為一切工商稅都是不免的，照征不誤。
這一切，都要感謝朝廷在統一天下之前，已經在關中和南方發展了最多十二年之久的工商業。
早在章武四年，當時的光復區一年的工商稅總額就可以達到四五十億錢。
竟能超過按平價計算的田賦和戶調，僅僅只是低於全國百姓每年的徭役折算工價。
（註：但因為戰亂連年、災荒依然頻發，所以實際上工商稅費總額的購買力依然是低於全國田賦的。這個理論值是按照一石稻米折算三百錢來統計的，實際上全國各地的米價多年普遍高於三百錢一石，拿著工商稅征來的錢，在荒年和戰爭年買不到那麼多米）
章武五年工商稅比章武四年時又穩步略微有升，全國工商稅費五十多億。
到了章武六年，因為關東五州的士紳豪強也可以被征工商稅了，哪怕他們已經比較貧窮，商業不發達，多少也能找補一些。初步統計下來，今年預期能收到六七十億的工商稅。
從這個數字里也可以看出，剛統一的關東地區工商業有多孱弱、之前被破壞得有多嚴重。
包括幽州在內的六個州，全加起來今年預期才十億出頭的工商稅。而劉備原有的九州，都五十八億了。
原有西部和南方加起來，工商稅是關東六州五倍多，考慮到人口差距也超過一倍。西部和南部的人均工商稅，依然是關東的二點四倍。
不過以後也沒必要算那麼細了，都是重歸大漢子民了嘛。
工商稅的支配也比農業稅靈活一些，調度方便。不像糧食要仔細核算運輸成本、每個州征的糧食都要儘量用在本地，或者最多跨一個州中短途轉運。
所以，這七十個億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大比例向關東的戰後重建和賑災上轉移使用。
這一切，才是劉備剛剛打完統一戰爭，就大規模免稅恢復民生的底氣。
有了這七十億，農業和徭役不盤剝，好歹官員團隊和必要的軍隊都可以養活了。
部隊太多導致的缺口，可以靠軍隊暫時種植軍屯自養，來填補一部分。將來還可以去蕪存菁，循序漸進精簡軍隊規模。
最後，考慮到過渡期還是有一定的匱乏和賑濟、救災需要，丞相李素奏請皇帝允許今明兩年、朝廷繼續發行列印年號的帶息抄引債券。
不過，必須嚴格控制發行量，章武六年朝廷嚴格只印發總面額一百億錢的抄引債券，比前兩年分別要降低兩到三成。
章武七年更是要控制在新發規模五十億錢以下，到了章武八年，更是要爭取停止新發抄引債券。
這個具體數字並不是李素拍腦門決定的，也是跟劉巴、諸葛瑾等大臣都會商過的。
李素堅持控制規模，也是不希望劉備發債發爽了之後忘乎所以，變得財政支出過於大手大腳，以為自己能憑空創造出貨幣來。
當然，在討論的過程中，劉巴也提出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那就是發債規模縮小之後，也要提防民間的「存本取息」承兌壓力。
因為往年經常有商人為了「取出後再存」多出來的1%複利，把部分前一年的抄引兌換成今年新印發的。
如果新的一年限制了新債發行總量、而且比往年萎縮，很有可能朝廷會籌不到錢，所有新債配額，都被存本取息的人兌換掉了，並沒有新錢進來。
這樣的話，朝廷財政還是會扛不住的，所以李素聽取了劉巴的推演後，給政策留了個口子，
宣布「朝廷所制定今明兩年的發債總額上限，不包括存本取息式兌換的金額。存本取息上限單獨另計，但不得高於現金購買的新債，兌完即止。」
這麼修修補補之後，戰後恢復期的財政艱難階段，估計可以平穩過渡。
有了這麼多惠民的善政，關東各州百姓的日子，也會好過一些。
具體到各州的情況，淮南地區在人頭稅全免的情況下，只要第一季糧食下來，百姓幾乎就能立刻從生死線上掙扎回來。
兗、青二州雖然也慘遭曹操去年的拉壯丁之禍，但畢竟沒有直接被戰火破壞，扛到八月份不出事兒，基本上也就過去了。
豫、徐的淮北地區是受害最慘的，好在賑濟也最關注，還充分組織百姓儘量多分田種田。豫州有魯肅主持布政使的工作，諸葛亮也在徐州北部巡視辛勞了數月地方工作，總算是把隱患都處理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