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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世人都知道，想要經濟發展，貨幣就必須流轉起來。所以穿越眾就拋出了購地計劃：京城闊佬都有錢，與其等著被人拷掠，不如早早拿出來買地。
這樣一來，原本堵死的血管就相當於重新工作了——購地銀子會被穿越眾就地使用，搞活北方經濟，購買北方流民，一舉多得。
而要求客戶自帶種田人手這個政策，則是必須的。甚至可以說，這才是穿越眾吸納京城資本的真正目的。
這樣一來，關於「反賊吸納流民」的指控就不存在了。
古人對於這套把戲其實很清楚，幾千年來都是老祖宗玩剩下的——在如今天災戰亂頻發的情況下，一個勢力大肆吸納流民，除了想造反還有另一種解釋嗎？
之前指控曹總兵的彈章，上面最嚴厲的罪名，吸納流民就是一條，滿朝文武對此都是默認的。
所以曹總兵才及時拋出了購地政策來對沖這一條指控。
購地政策最核心的一點就是，它給予了投資者一個虛假概念：地是老子買的，佃農也是老子的莊戶，這些資產都不姓曹。既然人口和土地都分散在了各位老爺手中，那麼往夷州運人也就不違規了。
是的，截止目前，老爺們就是這樣考慮的。
另外，一部分對曹總兵有深深敵意的縉紳，還保留了後招。
將來如果姓曹的識相，大家就這麼過；如果姓曹的不識相，那就對不起了。土地和人口都是老爺們的，實在不行，還可以運作朝廷在夷州來一波改土歸流，設置郡縣……雖說縣太爺來了就要上農稅，但是就沒姓曹的什麼事了。
這屬於兩敗俱傷的保留大招。
還是那句話：你盯上了人家的XX，人家盯上了……老爺們的想法看上去都很美，至於結果嘛，走著瞧就是了。
總之，在購地政策推出後，當前曹總兵面臨的最大指控就不存在了。由投資者「自運佃農」這一條，打破了所有法理上的禁錮，使得穿越眾在北方迅速打開了局面，借風使力，開拓出了一條更加「粗大」的人口運輸渠道。
免稅和自運人口兩條最重要的條款商談完畢後，其餘的一些小政策就不太重要了。畢竟投資者是要先行派團隊去考察的，到時候去夷州感受一番，什麼政策也都明白了。
諸事安頓完後，曹總兵離開京師的日子終於到了。
1630年4月27日晨，忠勇伯，左都督曹川在朝會上當眾向崇禎帝辭行，在得了皇帝又一次賜下的錢幣錦緞等禮物後，忠勇伯於當天正午，告別了正在裝修的府邸和留守的薛經歷，率領親兵隊伍離開了京城。
沒想到的是，在出城的途中，竟然還有明人站在長街旁送行。這一次人數雖然不多，但是人們熱情依舊，曹大人是在一片「公侯萬代」的頌福聲中出的京城。
出京城，和城外軍營的大部隊匯合，回頭望一眼漸漸遠去的古城，穿越眾一行人放開馬韁，帶領著隊伍向天津方向駛去。
從這一刻起，歷時半載，歷史上代表著明國正式進入亡國倒計時的己巳之變，劃上了一個被穿越眾改變過進程的特殊句號。
……
歷史上的己巳之變，影響深遠，意義重大。
這次戰役不僅僅是後金第一次入關搶劫那麼簡單。其對明國政治經濟，乃至朝野上下的作戰信心都產生了無可估量的影響。
另外，就在這次己巳之變中，一些看似不起眼，卻影響深遠的變化，也悄悄地出現了。
從表面影響來看，第一，此次戰役導致了明國社稷震動，廟堂晃搖。
皇太極率軍圍城，標誌著崇禎中興之夢的破滅。戰役中明國京畿地區的防禦體系遭到重創，總兵趙率教、滿桂、孫祖壽、麻登雲、黑雲龍、朱國彥六大員或死或俘。
另有兵部尚書王洽、工部尚書張鳳翔、薊遼督師袁崇煥、遵化巡撫王元雅、總理薊遼保軍務劉策等或死或獄，朝堂恐慌，官僚體系元氣大傷。
第二，朝局混亂。後金軍撤退之後，明廷不但沒有吸取教訓，而是藉機傾軋進行黨爭。自東林黨內閣大學士韓爌、錢龍錫、成基命、李標以下去職，取而代之以周延儒、溫體仁等人入主內閣，六部九卿也相應變更。
第三，京城守備虛懈。在此之前，京師過了180年和平日子。等到戰爭突然降臨，從上至下都沒有任何實際性準備，守城軍隊一片混亂，京城險些喪於後金之手。
最後，財富被掠，生民塗炭。京畿、京東地區遭到大肆擄掠，生民塗炭，百業凋零。以上這些都加劇了明國社會矛盾，加速了明國滅亡。
這次戰役在歷史上具有極重大意義。它標誌著明清雙方戰略形勢的重大轉變：之前明國的堡壘推進、經濟封鎖和外交聯盟政策都在此役前後陸續瓦解，明國永久性地失去了戰略主動權。
除去以上這些損失之外，潘多拉的魔盒裡還跑出了另外一些東西。
就在己巳之變後不久，大明朝廷迫於財政壓力，放開了「捐班」限制，開始大規模出賣官帽子。
這之前歷代朝廷雖說也賣官，不過那都是給商人賣一個監生頭銜，好方便子弟將來參與科舉，總量可控。
而這一次的賣官卻是大規模的，舉國上下只要出了錢的就可以做官，甚至可以買到實職官職。然後此風愈演愈烈，到了崇禎末年，一個京官就賣到了3000兩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