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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這些官員，更多的吏員，對於朝廷來說，反而是一件更麻煩的事情。

　　  流水的官衙鐵打的吏員。

　　  幾乎所有的吏員，都由本地人擔任，而很多吏員，甚至是代代相傳，爺傳子，子傳孫，長期下來，吏員操控官員控制地方的事情，屢見不鮮。

　　  對於這樣的局面，新上任的吏部尚書周衛，出了一個點子。

　　  作為一個在基層崗位之上工作了數十年的老官僚，對於這樣的局面，周衛算得上是心知肚明。

　　  給吏員升官員，開一個口子。

　　  從吏到官，是一道天塹。

　　  很多人一輩子也無法跨過這道坎。

　　  當然，另有一批人，是根本不想跨過這道坎，他們只想呆在原地，呆在這個舒適區里把控一切。

　　  周衛建議，對優秀的吏員，使用推薦制度。

　　  由本地官員舉薦優透的吏員為官。

　　  一旦為官，可就不能在本地了，異地為官這是常識。

　　  如此一來，為那些兢兢業業的老吏找開升遷之門，另一方面，也可以把那些盤踞地方的吏員家族撕開一個口子。  

　　  只要你離開了這個地方，只要你不再呆在這個職位之上了，那自然就可以好好地查一查你這個人是不是違法亂紀了。

　　  這個世界，向來不乏落井下石之人。

　　  蕭誠的第三刀，揮向的是戶部。

　　  確切地說，是指向了大宋的稅務。

　　  江寧新宋，農稅的收入，在朝廷收入之中，已經可以說是忽略不計了，天宋二年的統計，農稅只占了朝廷整個稅收的二成，其餘八成，均來自非農業稅。

　　  而商稅，則是其中的最大頭。

　　  大宋的商稅已經相當的制度化為規範化了。

　　  住稅和過稅是大宋商稅的主要稅種，住稅即買賣交易稅，稅率在百分之三，過稅則是商品流通稅，稅率為百分之二，早在大宋太祖元年，便有明確規定：榜商稅則例於務門。意思是說收稅的條目要張貼於官署、衙門的外牆壁上，以彰顯公開透明，便於互相監督，如果不是公開的徵稅條目，則商人可以拒絕繳納並且可以越級上告。

　　  當然，對於偷稅漏稅的懲罰，也是極其嚴重的。一旦發現，則沒收偷稅產品的三分之一甚至於一半以上，更甚者，則是要去坐牢房了。

　　  而對於販夫走卒，引車販漿者，宋朝則是免稅的，這一條，可算是相當的親民了。甚至還有明確的規定，鄉村百姓，販賣一點自家產的雞鴨魚肉，疏菜瓜果，皆可免稅。  

　　  大宋的這些政策，極大地鼓勵了商品的流通和商業的興盛，也方便了商品在全國範圍內的流通，使得物價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百姓們經商的興趣大大增加。

　　  蓋所獲利博，豈肯蓄藏於家？

　　  因為這些政策，經商的人數大大增加，國家徵稅的範圍反而得到了擴大，看起來減稅的範圍很多，但國家稅收反而大大增長了。

　　  當然，大宋商稅的大頭，主要來是來自于禁榷商品以及大宗貨物。

　　  煙、酒、茶、鹽、鐵、媒、香料等利潤高、流程簡單的行業，被納入到了國家經營的範圍，只需要投入極小的資源，便能獲得很高的利潤。

　　  而對外貿易，也是其中一項。

　　  除了朝廷主持的大宗對外貿易之外，也鼓勵有實力的商人進行對外貿易。而這些貿易的利潤也是極其驚人的。

　　  相對於商稅，農稅則是相當簡單的。

　　  就是畝稅一斗。

　　  這個稅率是相當的低了。

　　  如果你畝長一石，則算是十稅一，但如果你畝產三石呢，那可就是三十稅一。

　　  像在貴州等地，隨著糧食畝產量節節增高，農民所交的稅，是越來越低。  

　　  在大宋，城市居民還有另外一種稅要交，那就是房屋稅。

　　  像在江寧石頭城，以前的房屋稅，每年大概是在三百文錢，並不算高。

　　  而在江寧石頭城擁有房屋的人，這幾年可是賺得盆滿缽滿，誰也沒有想到新宋成立之後，竟然把都城選在了這裡。

　　  只不過轉眼的功夫，這裡的房屋價格，便打著滾的往上翻，三年時間，房價漲了五倍有餘。而上漲的房價也帶來了房屋市場的交易火爆。

　　  在大宋，主持收稅的部門，是戶部。

　　  江寧新宋，自然也不例外，而掌控這個部門的，則是江南派的徐向奇。

　　  現在，蕭誠要對戶部下手了。

　　  槍桿子和錢，這是一個國家的兩條腿。

　　  怎麼能不將其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蕭誠要將收稅的權利，從戶部的手裡剝離出來，成立一個單獨的部門。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皇城司也好，知秋院也罷，這幾年來，都在努力地收集著戶部在稅收方面出現的重大紕漏或者說是貪污腐敗現象。

　　  就在各衙門準備休沐過年的時候，監察院突然發力，光是江寧一地，便抓了數十名官員，而毫無意外的是，這些人全都是跟稅務有瓜葛的官中。  

　　  上至戶部主持稅務的員外郎，下至大型榷場的主管，吏員等。

　　  厚達一人高的卷宗，此刻便擺在徐向奇的面前，讓他的臉色有些發白。

　　  而蕭誠高高推到他面前的那本匯總的帳薄，則顯示著僅僅是江寧一地，去年因為貪腐、官商勾結或者疏忽大意而至的稅款流失，就高達十數萬貫，如果將這個數字放到諸於整個大宋控制的區域，損失之大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