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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有兩點：

　　  一是絕大部分人是文盲，書同文對他們來說沒影響，反正他們也不認識字，只有體制內的人才需要通曉書寫。

　　  二是因為地形限制，水路交通發達，陸路交通受限，馬車更是昂貴且不必要的交通工具，禮儀的意義更大，只有官員和少部分士紳才有意願和能力承擔，絕大部分人還是選擇步行或者乘船。

　　  簡而言之，普通百姓對遙遠的朝廷沒什麼概念。他們一輩子也走出山村，見不到朝廷的人，朝廷怎麼樣，是秦是漢，皇帝是誰，和他們沒什麼關係。

　　  因此，他們對改朝換代之類的事根本不關心，只關心自己的利益是否會受損，一言不合就造反，只要郡縣官員答應他們的條件，他們又偃旗息鼓，和沒事人似的，扛著武器回去種地打獵。

　　  因為耕地少，打獵成了補貼生活的重要手段，所以本地人大多擅用弓弩，而且上山下坡如履平地，是天生的山地戰士，精悍者數不勝數。

　　  就像草原上的牧民是天生的騎士一樣。

　　  這樣的百姓是最好的兵源，前提是能用好，否則他們就會成為麻煩，像潰瘍一樣。

　　  遺憾的是，能利用好這些優勢的官員非常有限，大部分人只想敷衍了事，混過自己的任期，然後想辦法儘快調離。在他們眼裡，到這裡任職只是一個過程，甚至是一個懲罰，沒幾個人想用心治理地方，推行教化。  

　　  這大概就是西南地區直到明清才能改土歸流的原因。

　　  地理條件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身為時代精英的士大夫沒有足夠的責任心，只想著個人的利益，儘快調離這些偏僻之地，去更富裕的地方，最好是入朝為公卿。

　　  了解了這些之後，劉協很沉默，也更堅定了之前的想法。

　　  相比於對外征討，對內的融合、教化顯然更迫切。內部都是夾生飯，如何才能安心西征？

　　  關鍵中的關鍵，還是要改變士人的觀念，要讓他們將踐行聖人教化的觀念落到實處，而不是掛在嘴上。

　　  簡而言之，如果不能對邊遠地區有深刻的認識，做不出政績，就不要指望位至公卿了。

　　  你們不配。

　　  心中只有中原腹地那一小片地方，豈能治理天下？

　　  劉協首先將這些想法和賈詡、張濟聊了，然後又和身邊的散騎、尚書們進行了討論。

　　  賈詡、張濟非常支持。

　　  一向很少對政治發表觀點的張濟說，若是天下官員都能如陛下所言，當初涼州又怎麼可能亂上百年？那些關東士大夫到了涼州，只想貪污，根本無心治理，也不在乎涼州人的死活。他們捅出簍子來，拍拍屁股就調任了，還得由涼州本地人來解決。  

　　  賈詡也有些感慨。但他沒像張濟說得那麼直白，只是說，儒生們都會高談教化，但是能落實到行動上的人卻不多。陛下巡視天下，為天下士大夫做了榜樣，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劉協聽了，忍不住想笑的同時，也理解了賈詡勸他創新制度，周期性的巡視天下的深遠用意。

　　  這樣的事，只有天子親自推動才有成效。

　　  如果天子自己坐著不動，卻希望地方官員行動起來，很難落到實處。

　　  他忽然之間也明白了，為什麼二十一世紀的華夏紀律會在各地不停的調研，很少會留在京師。

　　  賈詡的這個建議有異曲同工之妙。

　　  不得不說，閻忠對賈詡的評價非常貼切，他不僅有陳平一般的奇謀妙計，也有著與張良一般的見識高度，不愧是賈生的後人、涼州的精英。

　　  散騎、尚書們也贊同劉協的觀點，尤其是剛剛入職的蔣琬、劉敏、賴貢等人。

　　  他們都是零陵本地人，有一腔熱血，更對本土有著深厚的感情，當然希望家鄉能和中原一樣富庶、文明，而不是中原人眼中的邊鄙、蠻荒之地。

　　  反覆討論後，劉協決定先在零陵建學堂。  

　　  郡縣都要建。縣學推行普及教育，為本地培養官吏，郡學則提高層次，培養縣令長、尉、監等官員，開拓他們的視野，塑造天下的觀念，為他們走出零陵打下基礎。

　　  在劉協的計劃中，將來要有相當一部分公卿要出自邊郡。

　　  只有如此，他們才能真正融入華夏文明，華夏文明的邊疆也都能實質性的拓展。

　　  賈詡高度贊同，並提出了一個建議，特設一屆講武堂，專門招收江南四郡的子弟，以研究山地作戰為主要任務，選擇優秀人才，為南征交州，以及將來更遙遠的征伐培養後備力量。

　　  劉協表示同意，並與虞翻取得了一致意見。

　　  但僅有軍事是不夠的，治理地方還要靠法度。

　　  就在這時候，周忠的奏疏到了。

　　  看完奏疏，又看到最後的推薦名單，引起劉協注意的卻不是滿寵，而是高柔。

　　  他當然知道高柔是誰，只是不知道高柔已經是司空府的令史，而且如此得周忠欣賞。

　　  看來周忠將自辟掾屬的權力利用得很充分，一點沒浪費。

　　  劉協權衡了一番後，隨即給周忠回復。他打算在零陵駐蹕一段時間，為當地培養人才，其中就包括法律制度。高柔家傳律令之學，又有司空府的履歷，是一個非常合適的人才，希望調來零陵擔任祭酒，順便熟悉地方的情況。如果能勝任，將來就地轉為司空府南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