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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記員:「大隊長,我不會抽。」
「學!岑隊長把自己一包白紙包捲菸塞在他口袋裡,「隨便抽。」
等書記員和訓導員走後,屋子裡就剩下岑隊長和程如山。
「來,給我說說,別怕,在這裡沒有什麼政治鬥爭,沒人管成分。我還是留蘇回來的,叫他們說有蘇修嫌疑呢。」
程如山想了想,道:「我當初加入敢死隊,不為報效國家,只想摘帽子,像個人一樣清清白白地活著。」
當年老支書說推薦他去當兵,結果因為成分被刷下來,但是一個部隊幹部說他是棵好苗子問他願不願意加入敢死隊。
他當時並不管太多,只問加入以後能不能摘掉爺爺和爹娘地主黑幫壞分子的帽子。
那幹部沉吟片刻告訴他「如果你能活下來,摘帽子不成問題。」
於是他就加入了敢死隊。
70年的秋天,他在敢死隊期滿,把被槍斃的爺爺和外公的成分從地主變成富農,大伯和父親隨之也變成富農。
對於沒有關係、成分不好的人來說,要想把成分變一變,簡直比登天還難。
那年回去,娘讓他結婚,他不太想,他覺得最好把成分變成中農,哪怕上中農也好,這樣他的孩子就不用再重複他童年的路子。
文G又搞什麼新地主、新富農,說不準什麼時候又搞什麼運動,他們這些出身的人,都是驚弓之鳥。
不過他沒拗過娘的眼淚,最後妥協了。哪裡知道結婚沒兩天又被那些人給帶走,加入特別職務連隊。他問的依然是「能給我們摘帽子嗎?能讓我們像正常人一樣堂堂正正嗎?」
不被政策打壓,不被別人欺辱,像人一樣站著而不是跪著,像人一樣昂首挺胸而不是垂頭喪氣,像人一樣自由自在,而不是壞分子時刻反省認罪不敢說笑。
從前說禮儀孝悌,好壞看品行,可現在人的好壞是看出身,有些人生來就有罪。
有什麼罪呢?難道所有有家產有文化的都有壞的?都是地主壞分子都是右派?
岑隊長凝視他片刻,神情越來越莊重嚴肅,微微頷首,「我懂。恭喜你,從今以後,你們家就是愛國有為志士,不再是地主壞分子,會有人給你們平反。」
社會上有不少黨外愛國人士,不管他們是地主還是資本家,依然是被團結的對象。不少人一開始被打倒,後來被平反。
程如山笑了笑,卻沒有半分高興。
他用了12年時間,數次出生入死,換來這句話。
一開始他無比盼望這一天的到來,可真到了這一天,卻又沒什麼感覺。
畢竟爺爺死了,外公死了,大伯也死了,活著的人心裡也扎著刺。
「多謝。」他道:「只是,我依然拒絕。」
「你心有怨恨?」岑隊長目光如炬。
程如山搖頭:「恨?恨誰?又不是針對我們一家人。雖然程福貴運動的時候趁機報復,可就算沒有他,我們家依然會被鬥爭。」
小時候不懂,大了以後見多識廣,他想了很多,終於想明白:他們家不是被誰害的,而是吃了時代的虧。
如果沒有政策撐腰,程福貴根本動不了他家,那些受過他家恩惠的革命者也會給他們撐腰。可後來他們只能保住大伯和父親不死,卻並不能還他們自由。其他很多沒有仇家的人一樣被鬥爭,後來又是打擊右派,那些原本最受人尊重的高等知識分子也被打倒、下放,再到文G,人心惶惶一團亂。
整個社會如此,大勢所趨,非個人之力能挽回的。
才二十六歲,他已經經歷了人生起起落落、生離死別。什麼財富、榮耀、出人頭地、光宗耀祖這些,都是虛的。因為對他們家來說,能像個人一樣堂堂正正地活著,走在大街上不被人側目冷眼,不被人指指點點說什麼「嘖嘖,你看他,那麼俊個青年,可惜家裡是地主壞分子」。能夠清清白白地自由出入,不會隨時隨地被民兵抓去批D、下跪、被架噴氣式,這才是他們家最渴望的。
他這樣的出身,若是進了部隊,萬一被較真的幹部揪出來再打成隱藏在部隊的反革命壞分子,到時候不但自己倒霉,還是要連累家裡。
所以,他不會進入部隊的。
「哈哈,你小子有點意思。14歲加入敢死隊,驍勇善戰。」岑隊長翻了翻檔案,「你開卡車走過盤山道,入過川、去過北大荒,進過藏,殺過悍匪,在幾處監獄當過臥底,雙嶺監獄的幾個遺留團伙是你揪出來的……」
雙嶺監獄當初被揪出幾個特務,他們隱藏在監獄裡,遙控外面破壞社會主義建設,曾經造成很壞的影響。
不管他褒貶程如山都不為所動,就好像說的不是自己一樣。
岑隊長點點頭,14歲就出來混,除非不得已沒人這樣,今年他26歲,這十來年吃的苦頭也不是外人能想像的。
他繼續看檔案,眉頭一掀,笑道:「這是想回家守著老婆孩子啊。喲,結婚幾年啦?70年,孩子得五六歲了啊。」
說到這個程如山依然面無表情,「結婚幾天就被你們抓,並不確定老婆還在不在。」
連老婆在不在都不確定,更不確定有沒有孩子了。
他出身不好,和正經入伍當兵的不一樣。每次被徵召都跟犯人差不多,沒有和家人聯繫的自由。之前說在外跑運輸,這會兒也不知道被說成個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