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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把社會主義制度放到哪去了？如果個人可以投資了，國家不就變成資本主義了嗎？」
「個人的投資再多，能和國家比嗎？咱們國家仍然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個體經濟只是一個補充而已。我斷言，就算把政策放開30年，個人資本占整個國家資本的比例也不會超過10%的，公有制占90%以上，怎麼能算是資本主義呢？」
「……」
今天的人們，也許根本就無法理解當年的這種爭論。在當年，思想上有形無形的禁錮，在今天看來簡直可以用荒誕來形容。幾十年後，社科院的一位博導曾經回憶說，當年他在做博士論文的時候，打算寫一個關於勞動力市場的問題，他的導師馬上警告他說：這是雷區，絕對不能碰。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是國家的主人，勞動力是不能作為商品的。如果他敢這樣寫，慢說拿不到學位，恐怕連人身自由都要喪失掉。
在安徽蕪湖，傻子瓜子大王年廣久雇了12個工人，頓時引起一場軒然大波，一群理論家們拿著馬克思的原著論證道，僱工超過8個人，就屬於剝削。在社會主義國家裡出現了剝削制度，這還了得？關於年廣久是否在復辟資本主義的問題，甚至一直鬧到了中央的最高層。
也就是在決策層、學術層小心翼翼地探索著這些雷區的時候，數以萬計的普通勞動者，正在以前仆後繼的勇氣，投入到這場改革大潮中來。他們的實踐，遠遠地走在了理論和政策的前面。
在浙江台州，一群農民再也無法忍受私營合夥企業非要戴一頂「鄉鎮企業」紅帽子的格局，向溫嶺縣社隊企業管理局提交了註冊私人合夥企業的申請。生產科科長陳心鶴老人在這份申請上蓋下了一個鮮紅的印章，他不知道，正是這個印章，讓他成為中國股份制改革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人。
在蘇南，早在政治風波正酣的1969年，華西村的一群普通農民，就已經悄無聲息地開始了創業。到1978年，華西村已經擁有了100萬元的固定資產和100萬元的銀行存款。30年後，這個華夏最富裕的村莊斥資60億，建起了一座118層的高樓。
就在距離中央黨校只有幾公里遠的中關村，中科院第一批10名教授級研究員中的一人，核聚變專家陳春先毅然下海，在一間倉庫里建起了國內第一個民營科技實體——北京等離子體學會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他做的第一單業務，是幫海淀的一個街道小廠解決了一個電源上的小問題……
平庸的學者們還在抱著《資本論》或者《貨幣利息通論》尋找著強國富民的模式，而睿智的普通工人、農民、機關幹部、科技工作者們，早已揚起風帆，闖進了市場經濟的藍色海洋。
「何海峰同志，你為什麼不說話呢？」老師站在講台上，看著學員們熱烈地討論，覺得十分欣慰。他目光一轉，發現一向思想活躍、眼光獨到的湘平省輕工廳幹部何海峰面含微笑，卻一言不發。老師心生詫異，忍不住直接點了他的名字。
何海峰站起身來，對著老師和同學們說道：「對不起啊，剛才大家討論得非常熱烈。我不敢發言，其實主要是為了迴避，因為，我和內參里寫的這位林振華同志，私人交往非常密切，可以說是忘年之交。」
這句話一出口，整個班上的學員都興奮起來，大家七嘴八舌地向何海峰發問：
「真的？」
「老何，說說看，這個林振華真的是三頭六臂嗎？」
「內參里說，他的英語能夠和外國專家對話，這是吹牛吧？」
「還有，他搞了那麼多技術革新，不會是他們廠子為了樹典型，把別人的成果栽在他身上吧？這樣的事情，我們系統里就出過的。」
「……」
何海峰點點頭，對眾人說道：「內參里說的林振華的情況，根據我對他的了解，應當都是真實的。如果要說還有什麼不足的話，那就是還沒有把林振華的能力全面地展現出來。」
「有這麼神嗎？老何，你可別因為是朋友就替他瞎吹，照這份內參里說的，他起碼得是華青大學碩士研究生的水平了。」有人大聲地反駁道。如果林振華在現場的話，恐怕要撲過去大喊一聲：哥們，你太了解我了！
何海峰道：「我和他聊過，他說自己在部隊的時候，曾經向一位在駐地附近勞動改造的右派教授學習過一段時間。我與林振華的交往，其實也是由於他在飯桌上三言兩語就幫我們解決了兩個困擾多時的技術問題。」
隨後，他把當年兩個瓷廠的事情向大家介紹了一番，又把在石化機遇到林振華，並且推薦林振華給福特當翻譯的事情也說了一遍。他說的都是自己親身經歷的事情，比徐海皓寫的內參又多了幾分真實感，在場的學員和老師都聽得如醉如痴，連那些對「林振華現象」頗有微辭的人，也開始覺得這個人本質上不壞了。
「聽老何這樣說，我開始有些喜歡這個小林了。老何，你說他今年才20歲？」有學員這樣問道。
何海峰點點頭：「沒錯，才20歲，我女兒都叫他哥哥呢。」
「這麼年輕，這麼有才華，放在基層太可惜了，應該把他調到上面來，這樣也就不存在什麼承包的問題了。」有人建議道。
另一人道：「我倒不這樣想，年輕人，放在基層闖一闖更好。咱們的企業不能總是靠喬光朴，也得有年輕一代接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