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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喜歡跟小朋友們在一起嗎?”喬露又問。
小傢伙還是搖頭。
喬安對託兒所和小朋友的抗拒讓隱約讓喬露察覺到一絲不尋常,回憶之前在農村的經歷,母子倆可以說寸步不離,因為村裡有小朋友會欺負他,所以原身不讓他跟同齡人玩,長此以往,孩子對媽媽產生了高度依賴。
然而原身有了工作後直接把孩子丟進託兒所,這期間沒有一點過渡,這件事對習慣了媽媽陪伴的孩子來說,似乎是一件極其殘忍的事。
想了想,喬露換了個說法:“安安,媽媽現在沒工作了,你不能上幼兒園了,會傷心嗎?”
小傢伙臉上總算有了不一樣的表情,紅彤彤的小嘴巴抿了抿,似乎壓抑著歡喜。
“不傷心。”
他巴不得天天跟媽媽在一起呢。
如此,喬露的答案也出來了。
親親他的臉,柔聲道:“行,那就退學。”
……
退學後,喬露沒著急回家,帶著兒子在周邊逛了逛。
許多偏僻的小巷子裡有自由市場,都是私人經營的小攤販,因為社會開放的程度,他們沒法固定在一個地方經營,城管一來,就得跑路換地兒。
這就是1982年的社會現狀,說是改革開放了,也鼓勵私人經營,實則政策不穩,大環境不安定,一直到85年之前,社會都偏向於保守狀態。
在當時大部分人的觀念里,擺地攤、做生意,甭管幹啥,只要不在國企上班,那都不是正經營生。這年頭還得是國企工人最吃香,不說工資,待遇那絕對一頂一的好,鐵飯碗也不用擔心失業,各種福利優待,免費醫療,免費分房,還能給單身職工們辦相親“舞會”,也叫“交誼舞”。
最要命的是,這些工作大部分是接班制度,老子下了兒子上,兒子下了孫子上,子孫後代無窮盡,一生無憂,這才是民眾之嚮往。
喬露是農村人,戶口在農村,除了通過關係干一干臨時工,唯一能做的一行當屬投機經營,也就是私人買賣。
現在工作辭了喬露不後悔,但是愁,愁地很。
八十年代初,她得做什麼養活自己養活兒子?
喬露帶著兒子晃到中午才回家,路上用那一塊五的學費買了兩隻烤紅薯,五分錢一隻,軟軟糯糯,甜到心坎。
吃完疾步匆匆往家趕,說是“家”其實也不是,準確地說是她姐和姐夫的家,十三平米的筒子樓小房間,姐夫為了給她和兒子騰地方,已經在員工單身宿舍睡半個月了,現在就等她商量好什麼時候跟王斌結婚從筒子樓搬出去。
想到這裡,喬露還挺愧疚,夫妻倆已經因為她分居半個月了!
“唉,兒子,咱娘兒倆好像走到哪兒都招人嫌。”喬露感嘆。
小傢伙窩在她懷裡,因為剛吃完紅薯,一張嘴滿是甜味兒:“不嫌。”
喬露戳他鼻尖,笑起來:“也是,咱娘兒倆相互不嫌棄。”
六十年代初建成的筒子樓,樓齡二十出頭,稱得上老建築。兩邊各門各戶,被火熏得漆黑的白牆早已看不出原本顏色,牆壁下的樓道又長又窄,樓道內積壓著燒飯用的灶台鍋爐以及各種雜物,亂七八糟什麼都有。
喬露來到最中間的一道門,門是打開的,屋裡有窸窸窣窣的動靜,顯然有人。
“姐,是你嗎?”
喬露把孩子放下,進屋第一時間沒發現喬燕,抹身一轉,那邊衣櫃門合上,她姐原來被櫃門擋住了。
“剛到。”一個氣質優雅,身段苗條的女人走了出來,拿下掛在牆上的圍裙,該準備一家人的午飯了。
喬燕是喬露的二姐,勵志姐,打小聰明好學還勤奮,從貧瘠落後的小山村一路摸爬打滾,最終通過77年的一場高考,成功落戶黎安市。
她是建國後村里第一個考上大學的人,典型的知識改變命運的鮮活例子,雖然是大專,但那個年代的大專含金量極高!
喬燕畢業後被分配到黎安市化工廠上班,現在是生產科的組長。她的丈夫也是化工廠的職工,比她大六歲,年紀是大了點,可人家是技術部門的大主任。
聽說上邊指標已經下來,按工作年限、新老職工,學歷高低等規則,頂多兩年,兩口子就能分配到一室兩廳的大房子,到時候搬進去,喬燕的未來簡直一派光明。
“姐,我來吧。”
喬露推開喬燕接過菜刀,殷勤極了。
大白菜隨意在水盆里浸濕,一刀下去,白菜梆子進了垃圾桶。
喬燕瞥她一眼,覺得不對勁:“怎麼了,今天回來地這麼早,王斌那邊怎麼說,你們倆什麼時候結婚?”
喬露沒回答,認真地把白菜切成絲,裝進一隻搪瓷盆。
“姐,我正要跟你說呢。”
“怎麼說?”喬燕好奇地望著她,手在圍裙上抹了抹。
喬露放下菜刀把人拉進屋,喬燕不明所以的盯著她,等到門也上了鎖,才聽她道:
“我辭職了。”
咔——喬燕覺得腦袋被劈成了兩截。
“你開什麼玩笑?”
“真的,我辭職了,就今天早上。”她神色極為認真,半點沒有開玩笑的跡象。
“你才上班幾天,一個星期都不到吧,為什麼啊?”喬燕不信,焦急地握住她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