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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立回家以後，和鐸勻說起來鄭衛離開的事兒，樊鐸勻沉默了好一會兒才道：「他也是不容易。」二十多歲的年紀，兩次抱著喪生大海的可能，都要偷渡到港城去，他所經歷的苦難，可能後人都難以想像。
愛立也覺得有些唏噓，嘆道：「在時代和歷史面前，人總是渺小的。」這並不是鄭衛一個人的苦難，而是一個民族的苦難。
想到這裡，愛立快步走到桌子前面，從她帶回來的包里，一番搜找，扒拉出一封信來，遞給鐸勻道：「我今天收到了俞老師弟弟的信，說要還給我當年幫助俞老師的錢。」
樊鐸勻稍微想了一下，才記起來，愛立說的俞老師，是她大學時期的俄語老師，也是當年他們幫助的二十多人中的一個，1969年被遣返回東北老家，跟著侄孫生活。1974年得到了平反，但是本身年事已高，許是情緒波動過大，那一年春夏交際的時候就過世了，被安葬在東北。當時愛立還額外寄了一筆喪葬費過去。
沒想到時隔五年，竟然還會有俞老師家人的消息。
邊看信邊問愛立道：「俞老師的弟弟，以前不在國內吧？」
「是，他是四十年代在米國讀書，後來就留在了那邊，前段時間回老家掃墓，看到了我們和俞老師來往的一些信，就順著地址寄到了漢城國棉一廠去，張揚幫忙轉寄到這邊來了。」頓了一下，愛立接著道：「我想這筆錢，是我和俞老師的緣分，不準備要他還。」
樊鐸勻道：「那是自然，回信的時候，你仔細和他說，免得人家心裡還惦記著這事。」
愛立應道：「好。」
夫妻倆就坐下來，給俞老先生寫回信：「俞先生您好，收到您的來信，非常意外。我是俞老師的學生，得知恩師晚年生活上有些不便，略盡了些綿薄之力，不值當您掛心。您信中所提的歸還錢財一事，萬萬不可，都說『一日為師終身為父』，這是我和俞老師的緣分，您不必放在心上……」
這筆錢，當初他們夫妻倆預備花出去的時候，就沒準備收回來。
信寫好以後，按照原來信封上的地址，寄了回去。
十天以後，愛立又收到了俞老先生的信，表示他準備給老家俞家坳購買一輛拖拉機，以感謝鄉親們對老姐姐的收留和照顧之情，說還給愛立夫妻倆寄了一份禮物，是她姐姐留下來的，他覺得這些東西，送給愛立夫妻倆更合適一些，希望他們注意查收一下。
愛立順道就去郵局問了，今天確實到了一份她的包裹，並不是很大，愛立原本猜是一些書籍。到家打開一看，發現是一個綠玉小烏龜和一個翡翠式樣的小茶壺，用報紙和棉花仔細地包了好幾層，這大概是俞老師曾經鍾愛的小玩意兒，一直帶在身邊。
樊鐸勻拿過來仔細看了一下，「像是有些年頭的東西，這種應該留給她後人的，既是紀念，也是一份傳承。」
愛立嘆道：「也許她的後人至今都沒去俞家坳，不然這東西應該早就被拿走了。」俞老師是有一雙兒女的，只不過那個年代和她斷絕了關係，按常理來說，這對子女很不孝，但是退一步說，人處在動盪的時代中，可能他們自己都意識不到自己在做什麼。
畢竟那是生養他們的母親，就這樣孤零零地在一個山坳里去世了。俞老師曾在信里和她說，她覺得自己像在坐山牢一樣。一個學貫中西的老人，滿肚子學問，卻只能對著尚未開蒙的孩童，哼唱幾句童謠。其中的辛酸和苦澀，愛立都覺得有些於心不忍。
但是按照政策，那些年俞老師是不能離開俞家坳的，就是去公社上剪個頭髮都不行，更別提把她接出來了。
愛立看著這一對小物件兒，心裡有點為難，和鐸勻道：「還是不留吧？以後俞老師的兒女得知東西在我們這，可能會有糾紛。」
鐸勻卻提出了相反的意見，「先留下吧，俞老先生一番盛情，我們要是再退回去，他怕是真就給我們寄錢來了。」頓了一下又道：「我們再給俞老先生去封信，如果俞老師的後人想要，就來咱們這裡拿。最近各地還有十年的展覽館，我們也可以捐到那裡去。」
愛立也就沒有再說，很快給俞老先生又去了一封信。
不成想，這次的信，引來了俞老先生十分激烈的回應，表示姐姐的那一對孩子，但凡還要點臉，都不該對這兩樣東西動貪心。
又說，他姐姐留下來的不止這兩樣東西，大部分都留給了照顧她的侄孫，這兩樣東西是年輕的時候就伴在他姐姐身邊的，意義很不同，希望愛立能收下來。
至於收下以後怎麼處置，俞老先生說，全憑他們作主。
這封信讓樊鐸勻很是感觸，和愛立道：「現在形勢緩和點，新的問題也隨之來了，光是這幾年的傷疤，都要療治很久。」
愛立點點頭，有多少人能面對自己，曾經遺棄病弱無依的母親？曾經舉報恩愛兩不疑的愛人？曾經為了生存而放棄自己為人的底線？
這些靈魂上的灰跡，並不是一場雨水就能沖刷乾淨的。
夫妻倆正聊著，忽然聽到外面有人在敲門，愛立朝窗外看了一眼，發現天都黑了，有些奇怪地問鐸勻道：「這麼晚了，誰會來啊？」
一旁寫著作業的慶慶道：「是不是婆婆給我送好吃的來了啊？媽媽，我昨晚做夢，都是婆婆做的綠豆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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