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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又來了……何必在朝朝暮暮！」
父親接連著寫來三封信，要我回家，而且要我至少每個月回一次家。我不能忍受了，我找到舅家，向我舅舅說明了原委，我已經向他作出了讓步，如果他對我逼得太緊，我也可能拿起剃頭刀子的；他的下一封逼我的信，可能就是我的蒙臉紙；他把我逼死了，那個媳婦也就不會在徐家門樓待下去了；把我逼死了，他可能在楊徐村更不好活人了！
舅舅是個膽小人，怕真的釀出人命來，勸了我，又立即跑到楊徐村去找我爸我媽，把我的話傳過去……果然有效，父親再沒有來信催逼我回家。
僵局就這樣保持著，誰也不退讓，也不進攻。任何一方的進攻或退讓都可能打破僵局，但誰也沒有這樣的表示。我相信我會撐到底的，甚至用年齡的優勢來等待對方——父親。一直到我在師範學校修業期滿，甚至在我工作了二年的時間，這種僵局一直維持不動。
畢業離校的前一晚，我和田芳難分難離。我們坐在山門鎮旁邊的小河邊的一棵大柳樹下，有多少話要說呀，臨了卻什麼也不想說，囉嗦的囑咐顯得毫無必要，彼此完全已經心知了。一切最動人的語言都顯得那麼不精確，也缺乏力量，都不足以確切地表述我的依戀之情，一切依戀之情都融化在無聲的信任之中了。初戀時的心的探詢，如山瀑一樣迸發的熱烈的傾慕的話，顫抖著的感情的波浪，全都歸於一種生死相依的明徹的無言狀態里，她依偎著我，我偎依著她，親吻是深沉而強烈的，卻不像初戀時那麼瘋狂和如痴如呆，心的交流要比語言的交流準確得多。
我們挽著手，在河邊的沙灘上漫無目的地走著；在沙灘的糙地上坐下來，仰望星空，傾聽河水在夜間發出的清脆的響聲，感受大地在夜幕籠罩下的均勻迷人的呼吸……直到黎明的晨曦照亮秦嶺群峰當中最高的那座峰顛的時候，我把一條精心寫就的紙簽送給她，那上面寫著她喜歡的一句古詞：兩情若是久長時，何必在朝朝暮暮。她送給我的，也是那一句古詞，而且是用綠色的絲線繡扎在一塊白布上的。那塊白布中間，兩顆重迭在一起的心的圖飾，用的是紅色的絲線紮成的。
有這樣一件信物揣在我的懷裡，父親怎麼能撐持得過我呢？
我沒有料到，生活急驟發展的浪cháo，一下子把我沖得喪魂落魄，完全陷入滅頂之災……父親竟然勝利了！ 我成了右派。
詳細告訴你我怎麼當了右派的細枝末梢意思不大。不過，於今想起來我只覺得我當時太傻了！
僅僅只是因為一句話，我說了校長一句「好大喜功」的話，卻付出了二十多年的代價——生命的代價呀！
我真是太傻了！那年暑假，縣裡把小學教師集中在縣一中里「鳴放」時，當時報紙上已經對右派進行反擊了，我是抱著反擊右派的決心去參戰的，結果自已被弄成了右派。
我們學校新提拔的校長，就是我在師範進修時的同班同學劉建國，我倆一同分配到縣西的牛王砭小學，他在速成二班當班長時，已經是學校里為數不多的幾個學生黨員之一。畢業後工作了一年就轉正為正式黨員了，第二年就提拔為牛王砭小學的校長。他鼓勵我要大鳴大放，要起帶頭作用。我很信任他，不僅因為他是我的老同學，重要的是他是我的入黨介紹人。我經他介紹，已經獲得通過，正在預備期經受考驗，他的話我是完全信賴不惑的。我除了猛烈地反擊儲安平對新社會的污衊之外，對改進我們學校的工作也鳴放了一些意見，說校長劉建國有些好大喜功的話，就是那些意見中最尖銳的一條，禍就從此惹下了。
我現在也搞不清這是不是劉建國對我設下的圈套？他當時鼓勵我「鳴放」是十分真誠的，說我們不僅是老同學，而且是在同一個崗位上戰鬥，應該把珍貴的禮物——意見，直言不諱他講出來，幫助他改進牛王砭小學的領導工作，這不僅是老同學的關係，而且是對我的重要考驗，我信下了。我和他在速成二班進修時，同學們對他在政治上的堅定，工作上的積極表現，沒有不佩服的，只是有點好大喜功，這影響了他在同學中的威信。到牛王魔小學工作以後，尤其是在他當了校長以後的半年中，教師們私下的議論就很明顯了，主要還是這一點毛病。我曾經不只一次在和他的閒聊中給他提示過，他也不反感。可是，當我在「鳴放」大會上正式當作一條意見講出來以後，居然變成了「攻擊黨的領導」！
劉建國找我談話，說他冒著風險替我辯解，領導小組才將我定為「中右」，要是擱在其他人身上，有十個我就會定成十個「極右」了。我沒有被發落到農場去勞改，而是仍回原單位接受監督改造。
我重新回到牛王砭小學的時候，這所我十分喜歡的小學對我來說變得陌生了，我的預備黨員被取消了。我也不能再任高年級畢業班的班主任，而是代一些「地理」、「自然常識」之類的副課。沒有多久，任何課也不能帶了，讓我打鈴，燒開水，掃院子，完全變成工友了。
世界上的許多事，都是第一次留給人的印象最深刻，三五次以至數年累月以後，就習以為常了。我第一次牽著麻繩撞擊吊在學校院中那棵槐樹上的銅鈴的時候，看著一個個男女教師走出辦公室，端著教案和粉筆盒走向教室的時候，我想應該立即去自殺！當工友還有一件重要職責，每天給校長和教務主任送三次開水，教員們的開水是自己到開水房裡去打。我第一次給校長劉建國送開水的時候，提著水壺，站在門外，又想到了自殺！我硬著頭皮推開門，他從辦公桌上擰過頭來，也有點不好意思，慌忙站起，接住我的水壺，說：「我的水……你甭送了！」我的心裡感到一種被知的委曲，真想痛哭一場。當我再送去開水的時候，我也自然了，他也自然了，隨後就一切都習以為常了，甚至我推開門，放下水壺，直到走出門，他連頭都不抬起來。
小學校設備簡陋，沒有餐廳。我打過吃飯的鈴聲，教員們就到小灶房裡買了飯，圍成一個圓圈，蹲在院子裡吃飯。這個時候，是學校里教師們之間最活躍的時刻，一邊吃一邊聊，儘是各班學生中的洋相和趣聞。我沒有勇氣再和大家蹲到一起去渡過這輕鬆愉快的時刻，我總是等那些熟悉的說笑的聲音消失以後，才拉開門，端上碗，到小灶房裡去吃最後一份飯，好在炊事員楊師傅總不會忘記我。當我端著已經不那麼熱乎的飯菜走回自己的住屋的時候，我又想到了應該自殺！
我能得到的唯一安慰，是田芳留給我的那件信物。我晚上打過熄燈鈴之後，躺在我的小住房裡，爬在枕頭上，就摸出那個繡扎著那句動人心魄的古詞的白布，眼淚就涌流出來，滴在那兩顆重迭著偎依著的心的圖案上。
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在縣一中的「鳴放」會期間，那是我們畢業以後的又一次難得相聚的機會。後來，當我被宣布為「中右」時，她的驚恐並不在我之下。那天晚上，我被監護著，無法與她相會。我想立即向她訴敘這一切變化的由來，心情十分迫切，卻不能單獨自由來去了。直到「鳴放」會結束那天，她來到我們小組住宿的地方，幫助我捆被子、卻不說話，我看見一滴一滴的淚水滴在綑紮被子的白色線繩上。捆完之後，我沒有勇氣看她一眼，低著頭，懊喪地等待她開口。她沒有告別，就走了，當我抬起頭來，只看見她閃出門口時的一個背影。
當我回到學校，打開被子，發現有一張小紙條：
我真想打你……你太叫人想不到了！
我永遠等你！
我真希望她抽打我，不是用手，而是用皮繩或者木棍，狠狠地抽打我，我在這親人的抽打中才能得到一點負罪的解脫。
我天不明就爬起來掃地，而且儘量不掃出聲響，以免驚醒正在酣睡的教師。我一天不是三次而是不計次數地給主任和校長打水，接著給所有教師都送水到房間。我打掃了院子，又自動去打掃廁所，教員廁所和學生廁所。我揀來好多爛磚頭，把小灶房和走道之間的泥路鋪接起來，使教師們下雨天來打飯時不踩泥水。我燒完開水，就揀尚未燒燼的煤渣兒，節約開支。我幫炊事員楊師傅洗菜，涮鍋。總之，從天不明爬起來到打過熄燈就寢的鈴聲，我不使自己有一刻鐘的閒歇時間。我想向全校一切人，校長，教導主任，男女教員，學生以及炊事員，用我的不懈的努力，證明我改造的誠心。我的老同學劉校長給我談過，要認真改造，爭取重新做人，我要用誠懇的行為，贖回我的原罪。我渴望重新做為一個人的心情越強烈，我表現出來的改造的心意就越誠懇。我甚至覺得這個六七百名師生的學校里的雜務太少了，不夠我表現。
過了一年，沒有人找我談一談我改造得怎樣了？我有點急，又不敢流露出來。這天，劉建國把我叫到他的房子，對我說：
「你這一年的表現不錯，同志們反映好。」
我的心撲撲直跳，做人的出頭之日到來了嗎？我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向他做出一個感激涕零的笑，卻說不出話來。
「你的行動表現了你的決心。」劉建國說，「可你心裡怎麼想的呢？你應該向黨表示一下。」
我的心又慌亂了，行動和內心難道不一致嗎？我忙說：「什麼時候表決心呢？」
我知道，這個時候，社會上已掀起一個「向黨交紅心」的運動，學校里早已刷上大紅標語了。教師們每天下午開會，向黨交心，我沒有資格參加會議，只是埋頭雜務。劉建國校長讓我向黨交心，我終於有了一個向全體教師剖白自己的機會。我一夜沒有睡好覺，把那個發言稿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一定要把自己的錯誤思想深刻地自我批判，爭取早日拿起象徵著人的標誌的教案本來。
第二天下午，當我把自己狠狠地批了一通，狠得我痛哭起來的時候，我覺得我的確輕鬆了一下。緊接著是大家的評議，第一個人的發言之後，我就沒有眼淚可流了，隨之而起的爭先恐後的發言，一個比一個激烈。沒有一個人提及我做了許多不屬於我做的事。沒有一個人說我表現過哪怕是一分的改造的誠意，而是對我說過的那句反黨言論——好大喜功的話，重新進行批判，甚至比「鳴放」會上訂我「中右」時的氣氛還要嚴厲，火力還要猛烈。有人在分析我的反動言論的根源時，說我本身就是一個不純潔分子，生活作風有問題……
我徹底垮台了。我回到自己的小房子裡，一頭就栽倒了。我又犯了一個錯誤，把自己的罪行看得太輕鬆了，尤其是把時間的概念完全弄錯了。想重新做人，遠得看不到頭哩！我渾身沒有一絲兒勁了。人的絕望，就產生於這種迷茫之中。我堅決自殺！